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ot;刷‐‐&ot;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我画得很糟。
第三部分4心理医生在吗(34)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ot;好&ot;、&ot;亲密&ot;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ot;文化大革命&ot;。前面要加上&ot;史无前例&ot;、&ot;无产阶级&ot;。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ot;文革&ot;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ot;反动作家&ot;。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ot;艺术家协会&ot;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我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ot;造反&ot;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上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第三部分5心理医生在吗(35)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在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耷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体。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含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爬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按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已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它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ot;掴耳光&ot;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地,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儿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己。又过一会儿,他才抬手去摸被掴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掴痛,被掴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掴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第三部分6心理医生在吗(36)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