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归来仍是少年。
张冬生说:“人生第二春从六十岁开始,放下教鞭,投身商海,我又是一个少年。”
经历过人生太多的风风雨雨后,张冬生仍激情满怀。
从教学岗位上退下后,张冬生一方面仍然钟情于自己的生物学研究,并以生物学为基础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推出自己的生物哲学;另一方面面对全民经商的滚滚大潮,他也激情澎湃。
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利用生物技术创办企业,成为世人羡慕的企业家,他越发坐不住了。
张冬生常想:蒋松柏,在湖南乡下一个农场的小技术员,来到复旦大学成为我的学生后,在我的悉心指导下,进步很快。
后来,蒋松柏又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谈家桢的青睐,在大师的指导下,他在生物学知识与实践上双重大进展。
他不仅提出了有关长寿的理论,得到中国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院士肯定,认为“领先世界20年”;世界抗衰老学会主席安德鲁斯称为“抗衰老革命性突破”,而且以此理论为基础,从鱼和龟中提取出生命因子,生产出延缓衰老,增强生命活力的保健药品长生露。
人们趋之若鹜,蒋松柏的财富不断增加。
这还一算,更使张冬生教授羡慕嫉妒恨的是,他特别看重的一个曾经是来复旦进修的女学生杨振华,利用在自己实验室发酵的生物菌种开发的振华851口服液,风靡中国,甚至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年销售额达到亿元以上。
但一直让张冬生不明白的是曾经倾注了他大量心血的学生,发了财,却开始回避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1亿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自己工作到退休的名牌大学教授,到现在月工资还不过3000多元,对比自己这位学生,可真是天壤之别呀。
张冬生不淡定了。他那颗植入“弄潮芯片”基因的心,总是随着时代起舞。
张冬生整整折腾求索了十年,终于在2001年7月27日,拿出100万元,到上海市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极为时尚潮流的上海乾坤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他自信满满地说:“我坚信,人生的第二春就是从60岁后开始的,我决定转型,跟上时代的步伐,成立高科技企业,深入到火热的市场经济的广阔市场,将知识转化为财富,成为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相结合的典范,我一定能成为知资本家。”
上海乾坤软件开发公司成立后,张冬生本来要在自己工作的复旦大学、儿子毕业的清华大学及海外招聘一些软件专才,但他没有这个实力,也就招不到这样的高才。
隔行如隔山,搞时尚的软件开发和服务,对一个搞生物的老教授,真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过了大半年,他也没摸着半点门道。
“我觉得自己太学究,来到商海就不断呛水,我这个老教授离高科技软件开发跨界太远,做起来力不从心,甚至有点天方夜谭。”
但一般的小生意,又入不了张冬生的法眼。
张冬生心急如焚,毕竟是第二春,岁月不饶人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茫然无措之时,张冬生在原始森林大兴安岭巧遇云中天后,他看到了希望。
他觉得云中天不仅人好,而且社会关系比较广泛,接地气,加上自己近半个世纪教学、工作形成的各种关系,避开软件而在社会乾坤上下功夫,应该会有所突破。
他不断地邀请云中天来上海交流,希望能在所有的关系中找到需要的大生意。
人心是相通的,就如量子通信一样。
从青藏高原回到广州休息了几天的云中天,就接待了从香港来的张富山,廖公的儿子廖东洋。
大家交流了一会青藏高原的风光和神奇感受,分析了云中天在西宁的可燃冰生意。他们一直认为,所有的生意都不如一起为廖公的事业努力更值得。
他们觉得,一起飞到上海找复旦大学张冬生教授,依靠他在国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学生,廖公的大事肯定能成功。
张冬生教授赚大钱,将生物学转变成哲学的愿望也能实现,真是两全其美。
廖东洋一定要回香港,他香港的公司离不开他。
张富山也要回香港一下,然后从香港飞上海,云中天从广州飞上海,两人在上海汇合。
为此,云中天先通过电话跟张冬生教授交流,做好相关准备。
张冬生听到有这等好事,也非常期待,渴望着云中天早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