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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kher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雅罗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瑞典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一个儿子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亲。下一代的联姻更加引人注目,罗斯的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匈牙利国王、波兰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vladiiriionoakh)的妻子‐‐其实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中遇难)的女儿。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

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就像是一串长长珍珠项链。柳别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olensk)、明斯克(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在它们前面发展起来的还有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和诺夫哥罗德。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noran)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了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对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东方,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到了11世纪,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亚边疆逐渐趋于瓦解。与巴格达政权一样,中亚的各个伊斯兰王朝长久以来一直从大草原上雇佣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对待北欧和西欧外来人的做法。萨曼(sāānid)等王朝从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组成&ldo;古拉姆&rdo;(ghulā),即奴隶军。但随着这些雇佣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正式兵,还开始进入指挥层。于是不久之后,伊斯兰高层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实权担忧了。军队确实应该重用志向远大的人,但绝不能把王国的权柄让给这些人。

局势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纪初,一个以加兹尼城(ghazna,位于今阿富汗东部)为中心的新帝国横空出世,其建立者是过去一位突厥奴隶将军的后代子孙,他们能将无数的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同时代的某作家将他们比作&ldo;蝗虫或蚂蚁,不可胜数,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rdo;。加兹尼人征服了从伊朗东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并有力推动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帝国中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如费尔杜西(firdaw私),中世纪早期波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史诗《王书》(shāhnāa)的作者‐‐尽管近期的研究认为,大诗人可能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自去阿富汗宫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国(qarakhānid)的突厥人则是巴格达政权衰落的受益者。他们逐步占据阿姆河(流经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北部,由此获得了对中亚河中地区(tranxiana)的控制权,并与加兹尼人达成协议,将大河作为双方所辖地域的分界线…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喀喇汗人也积极扶持学术事业。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的文献也许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a?udal-kāshghari)编撰的《突厥语方言词典》(diwānghātal-turk)。词典将喀喇汗王朝位于中亚的都城八剌沙衮作为世界中心,精致的地图充分地展示出这位博学者是如何观察他所在的世界。

当时还有更多的文字创作,详细记载了一个活跃富足社会中的优雅生活及担忧。其中比较杰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fkhā???ājib)于11世纪末期在喀喇汗国写就的《福乐智慧》(kutadgubilig)。这篇长诗充满了劝诫性的哲理,内容既有君王该如何处理危机、悉心纳谏,也有富人该怎样主持一场盛大晚宴。当我们看到当代有些书籍就显而易见的交往礼节喋喋不休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敬佩这位一千年以前建议统治者认真筹备晚宴的作家:&ldo;杯子和餐布要干净,房间和厅堂要整洁,家具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饮料要有益健康、清洁可口,这样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满意。&rdo;他还建议道,不能让客人的玻璃杯空下来,对待迟到者要宽容大度,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没有吃饱或心存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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