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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1页）

党的领导层提出了&ldo;三个代表&rdo;，更容许私人企业家或者资产者入党，这只表明共产党要把这个新兴的阶级包含在政权之内，不让这个阶级作为党的异体而存在而来挑战其执政。很难说，共产党会自然地代表这个新阶级的利益。鉴于工人、农民还是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党不该也不能忽视这些传统阶级的力量。无论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都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如前面所说，在中国发展出利益表达和聚合机制之前，党不可能在实际意义上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党也不可能真正协调各阶级的利益，不管党的领导层的主观意愿如何，阶级利益最终还是要失去平衡，从而造成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原刊于《信报》2002年12月24日

中国的政治危险在于三种权力的失衡

一个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对的平衡，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对这一点，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政治学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中国也不例外，在领导高层大讲&ldo;三个代表&rdo;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

无论怎样分，我们可以把中国社会的权力分为三种，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权力，商人、企业家的经济权力和老百姓的人数权力。这三种权力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否则政治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三种权力的平衡，无论执政人物怎样努力，政治稳定都会是空谈。再者，如果中国要走向一个民主社会，这三种权力更要达到平衡。如果这三种权力达到了制度性平衡，中国离民主政治也就不远了。

西方世界的经验表明，民主的政治发展最终可归结为这三种权力的平衡。最早是贵族和君主统治，他们独享政治权力，把商人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的人数权力排斥在统治过程之外。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资产阶级向贵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统治权力。资产阶级或通过和平的手段（如英国），或通过革命的手段（如法国），进入统治过程。工业革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组织化，一般社会成员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基于人数之上的权力或力量。工人运动不断推动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转型，最终形成议会民主，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社会力量也进入了统治过程。可以说，现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社会大众的人数权力之间的相对平衡。

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有足够的经验教训来说明权力失衡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大动荡。数千年历史中的农民起义就是皇帝的政治权力、地主的经济权力和农民的人数权力之间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对此就很清楚。当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说的&ldo;大户&rdo;）联合起来损害农民的利益，或者当地主损害农民的利益，而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干预的时候，农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蒋介石时代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的典型。两种权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专制的手段统治国家，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被排挤在统治过程之外。因为工业化程度低，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联合起来参与政治过程。结果，中国共产党利用农民的力量并联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蒋介石的专制统治。

但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三种权力之间平衡的重要性。他执政后，情况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政治权力和社会人数权力结合的典型，就是所谓的大众民主。高层政治人物和大众结合，对社会的中间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长期处于政治动员的状态。政治社会是动荡的，但这种动荡是政治人物动员的结果。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的资源动员，没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内在动力。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贫穷是人尽皆知的。

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高层领导开始重视企业家（资产者）的力量，重视市场的力量。中国很快从贫穷状态中走出来。企业家阶层的兴起给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力的支持，社会各阶层都从中获得利益。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家阶层也很快形成为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他们开始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这就是领导高层提出&ldo;三个代表&rdo;和容许企业家加入共产党的背景。

对执政党来说，这是个现实的做法，但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三种权力失衡的局面。&ldo;三个代表&rdo;的理论会不会是把资本家参政合法化而把社会力量（工人、农民等）排挤在外呢？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尽管上层一直在强调，执政党也要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现实是让人担心的。

两极分化是其一。领导人物知道两极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但并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制两极分化。在政治的重点在于把资产者参政合法化的情况下，两极分化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遏制。

再者，在资产者力量进入政治过程的同时，社会的人数力量被排挤在这个过程之外。资产者本来就有很大的经济力量，现在他们又进入了政治过程，一旦被组织化，他们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政治影响。相比之下，工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反而在减少。工人好一些，尽管工会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居住在城市，在工厂工作，相对集中，有些力量。下岗、失业工人一罢工，政府也不能等闲视之。农民最可怜，到现在还不容许农会的存在。所以，他们经常诉诸一些诸如暴力那样的极端行为来表达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