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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1页）

更为重要的是，&ldo;志愿者&rdo;化有助于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国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在体制内培养的，或者说都是在公务员系统培养的。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公务员，而非政治人物。很显然，要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光靠公务员类型的人才是不够的。现在很多官员来自共青团系统，但共青团本身是高度建制化的，和党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要培养政治型官员，就要在官僚系统之外再建立一个体系，就是社会体系。官僚系统与社会脱节、&ldo;政治家族化&rdo;（即民间所说官二代、官三代）等现象的产生和持续必然导致&ldo;政治衰败&rdo;。培养政治类型的干部，就要超越建制化，即要靠社会培养党和政府的官员。一方面，要把大量的普通党员送到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群体中去培养、锻炼；另一方面，也必须从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吸收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如果不能从建制之外录用党的干部，党必然会因为和社会脱节而衰败。

这要求执政党改革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的制度。要改变现在光从（建制）官僚系统中产生官员的做法，把在很多非建制化的社会群体中有良好业绩的普通党员选拔上来。从社会中产生的干部，社会的评估是最重要的。实际上，社会的评价是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只有普通党员才能和社会建立有机的关联。通过这些关联，党员就能切身体会到社会脉搏、社会现状和社会的声音，将其所获得的信息反馈到党内，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

此外，和社会的关联也可促使普通党员在制约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党的干部滥用权力、腐败也是很多普通党员不想看到的，但在建制内，因为党员是向其所在的党组织负责的，党员即使对党的干部不满，也没有任何办法。但如果普通党员成为党组织和社会的连接点，就可以把社会压力带到党内，对党的干部造成压力。如果普通党员能够起到制约党的干部的作用，那么针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暴力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

应当说，中国的大多数精英存在于党内，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处于浪费状态，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无所作为。如果能够把这么庞大的党员队伍建设好，那么再建和重建执政党和社会的有机关联并非难事。不管怎样，对任何执政党来说，和社会脱节是最危险的。长期和社会脱节不仅会失去对社会的领导力，而且会失去合法性基础，最终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如果哪一天执政党在选拔干部时能够用&ldo;社会认同&rdo;、&ldo;社会业绩&rdo;等概念替代现有的&ldo;党龄&rdo;、&ldo;行政级别&rdo;等概念，那么这个党会成为一个和社会有有机联系、能够长期执政的党。

原刊于《联合早报》2010年7月13日

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

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今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研讨班上提出&ldo;社会管理&rdo;、&ldo;管理创新&rdo;等新政策概念之后，中国各个省市纷纷成立了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来细化和落实新的政策。在中国，社会管理并不是新生事物。在人们的概念里，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的最大特征，莫过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严格的管制。但是，把社会管理作为单独的政策提出来，并把此提高到这样一个政策高度，至少改革开放以来还属首次。

这一新政策既是以往政策的延续，也反映出要对以往政策作转型的一种要求。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把&ldo;维稳&rdo;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稳定。但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反而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型，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要创新社会管理，首先要对社会管理的概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ldo;被&rdo;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得到强化。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如果要自我管理，那么就要求给予社会很多空间，有了空间才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了社会，才能发展出社会的自治组织或者自下而上的秩序。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对regi插n的误读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对所有社会事物的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