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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隐性社会契约，政府必须扮演主角，在发展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强有力的协调。和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政府应当承担起规则制定者的责任，逐渐向企业和社会力量开放政治过程，限制垄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够有所作为。没有政府的制度创新，就很难在企业和社会之间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

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是中国治理制度的基础，那个时候，显性契约会在中国实现。但现实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长时间来发展。在国家转型到显性契约之前，必须重建隐性社会契约。没有这个隐性社会契约，执政基础就会不断被削弱，社会稳定就不会有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谐社会意味着一种基于新社会契约之上的国家治理制度。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权力与腐败

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和权钱交易

中国政治处于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现象时有发生。最近几年，政坛上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现象就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有数个省份的副省长宁可放弃现有的职位，而拼命竞争地位更低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共产党干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职，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部门。现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从下面抽调干部非常困难，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进北京。

初一看，这令人费解。根据一般人理性的预期，政坛上的政治人物始终应该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这种现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动因。地方官不想进京或许是担心现有的权力被剥夺。的确，有些干部进京后就没有了权力。少数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几乎独立的权力体系，变成了地方小皇帝。有时候，这些地方小皇帝权大势重，中央政府对他们奈何不得，只好对他们进行上调。也有时候，这些小皇帝并没有明显地犯错误，中央政府也采取上调的方法，到北京后再削弱他们的权力（现在，更经常的是进行地方干部的轮调，以此来防止地方权力体系的形成）。上调如果意味着削权，地方官当然是不想干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调则是因为他们想得开。他们愿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中国地域广阔，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面，变形越大，或者说越到下面，政策实行的伸缩性就越大。现在中央搞机构改革，搞廉政，政策自上而下地执行，越上面越严格。地方官自然不想上调，以图在地方享受更多的实惠。

但是，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这样往下沉的事情则更为严重，它完全是今日中国政坛权钱交易的写照。谁都承认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但并不是任何国家机构的任职干部都有机会从事腐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ldo;想腐败也无门&rdo;。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要腐败就必须先找到腐败的机会。副省长竞选省组织部长就是一个途径。

这并不是说，副省长的职位上就不能腐败，也有很多副省长被发现很腐败。在副省长中，是否有机会腐败主要取决于副省长所分管的事情。同时，副省长也不见得有实权。很多地方，副省长由民主党派人士甚至是无党派人士担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与组织部长相比，副省长腐败的机会要少得多，且制度化程度也低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各省的组织部长掌握着地方的人事大权，并且省组织部长是当然的省常委委员，属于名副其实的省委领导班子。

组织部是中共的命脉，掌握着几乎所有官员的命运。中共的官员并非选举产生，所有重要的干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省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人事任命权，省内官员的升迁都必须过省组织部这一关。尽管省委书记和其他的省委常委都有权影响人事任命，但省组织部负责具体操作，并且掌握着官员的详细材料。过不了省组织部这一关，干部的升迁几乎不可能。再者，即使省组织部不能影响一项特定的任命，也有实际上的否决权。组织部掌握着干部的所有材料，有权对特定干部进行政治调查。如果组织部想做，否决一个官员的升迁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无论是想升官还是要保持现在的职位，组织部是不可冒犯的。社会上流传的所谓的&ldo;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rdo;就是共产党干部经验的真实表露。稍微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都知道，组织部既是中共政权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也是最容易腐败的组织之一。每次考察干部都可以造就组织部门的一些人致富，有些是组织部门的人主动腐败，向被考察的干部要钱要礼，而另外一些则是被动腐败。一些权力欲望强烈而实际上又没有能力的干部，只好依靠腐败组织部来得到升迁或者保持职位。

副省长要下沉为组织部长，这个现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现象，更反映了中共党内腐败已经是制度化了的事实。江泽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强调，要用五年的时间解决中共党内的腐败问题。这些年来，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说小，几乎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但是腐败却依旧严重。为什么？从副省长竞选组织部长的例子中可以获得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