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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第四章日本和轴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的夭折　　　　　　　　　　　第一节反共公约，1936‐1937年日本从1931年夺取满洲开始实行并从此日益扩大其规模的侵略政策，已经使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它同欧洲的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结成了伙伴。这一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正式保证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公约。当时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约条文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它只规定在制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进行磋商和合作。但这完全是一块遮掩布，想用它来掩饰公约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约的真实意图是载在秘密条款中的，后来从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查获，因而才得以公诸于世。1936年，在里宾特洛甫和当时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将军之间开始了达成一项德日协议的谈判。他们一直瞒着冯&iddot;牛赖特（当时的德国外长）和德国外交部官员们，因为这些职业外交家反对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建议，害怕这可能会损害同中国的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德国自1921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这项协议实际上首先是计对苏联的；由于苏联政府否认同共产国际有任何直接联系或对它实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这条约称作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主意来掩盖其真正目的。三条秘密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并未挑衅而受到苏联的进攻，或并未挑衅而受到其进攻的威胁时，661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将改善苏联处境的任何动作；同时，双方应就保护其共同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磋商。在第二条中，缔约国双方宣称，在本秘密协定继续有效期间，除非经相互同意，双方均不得同苏联缔结不符合本秘密协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第三条规定，本秘密协定应与公开的文本同时生效，有效期亦为五年。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国的协定即将签署之前，日本政府向意大利主动表示，建议缔结一项大致相同的意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罗马，并交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广田极力主张，为了反共产国际的目的，两国应保持密切的接触。这样，日意双方的会谈也就转入了一个更加肯定的阶段。掘田带去了这样一些建议：缔结一项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应该同日本和德国之间己存在的那一项公约相类似，并附带缔结一项在军事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秘密协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双方进行磋商；在缔约国一方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ldo;善意的&rdo;中立。此时，德国外交部并不赞成签订一项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对日本利用现有公约来为其侵华作辩护感到愤慨。魏茨泽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从而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因此，与其说是造成&ldo;一个战略上明确的局面&rdo;以准备与苏联作战（日本人曾断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可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并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境内更加蔓延。魏茨泽克还说，虽然662不会再有德国战争物资卖给中国，但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将不撤退，免得俄国人可能会来取代他们。如果当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促使英德达成谅解的努力获得成功，德日关系就可能已经冷淡卞来；考虑到德国和英国都厌恶日本入侵中国，那就也许甚至会达成一项英德两国关于远东政策的协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宾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弃了争取英国的希望，并已决定必须把英国敌视德国佃扩张计划的态度看作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产生一项德日意三国协定，以此来抵消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第一步是使意大利加入反共公约；随后在10月中旬，把德国的这一愿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让意大利也加入这项公约。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了二份议定书，据此，意大利成为1936年11月的德日反共公约的一个参加者。这一步并不是意日两国就签订一项关于相互磋商、技术合作和善意中立的双边公约的可能性举行会谈的结束；但从这时开始，主要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德日两国关于缔结一项军事同盟的讨论上来了。　　　　　第二节1938年德日两国为缔结一项军事同盟而进行的谈判这件事看来似乎是由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倡议的。里宾特洛甫和大岛之间的试探性谈话是瞒着日本驻柏林大使东乡茂德的，因为东乡茂德是以反对日本和第三帝国进一步密切关系而闻名的。大岛以大使馆武官的身份向东京参谋本部写了报告，1938年6月，他被告知说，他们赞成德日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总的想法，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到了1938年7月，会谈已取得很大进展，使得里宾663特洛甫已能草拟出一项三国防御条约的基础纲要，有了这项条约，任何缔约国受到别国的威胁时，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互相支持，在遭到进攻时，则可以提供军事援助。大岛又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笠原幸雄中将。笠原是一位参谋官，被派到柏林，表面上是为了学习语言，实在的目的是让他最终成为驻柏林的武官。大岛派笠原携带德国的建议乘飞机回日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笠原在1938年8月初抵达东京，把德国的建议交给了他的参谋本部上司们。他们报告了外相，外相看来是把这桩事情提交给了核心内阁，核心内阁是由首相（近卫亲王）、外相（宇垣将军）、藏相（池田成彬），陆相（板垣将军）和海相（米内海军上将）所组成。五相会议同意讨论应继续进行下去，并应当要求德国政府提出一项正式建议。8月底，大岛接到电报，通知他这一决定。他同时还得到指示，要他注意应把苏联当作这项拟议中的公约的主要打击目标，其他国家则只能是次要的目标，条约的性质应纯粹是防御性的。笠原在1938年9月20日左右返抵柏林，当即向大岛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与此同时，大约在8月中旬，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昌谷在获悉里宾特洛甫一大岛会谈和笠原去东京的任务后，就向东乡报告了这些情况，东乡随即打电报给东664京，建议中止这一预备性谈判。他争辩说，日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欧洲战争。8月底他收到一个答复，告诉他已决定继续进行会谈；于是他又向国内发了第二个规劝的报告。接着他收到了宇垣发来的一封答复电报，要求他同意从柏林调任莫斯科。东乡表示反对，但是第二封措词更为严厉的电报使他毫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他在10月15日接到任命他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命令，并在27日离开柏林，大岛就接替他担任了大使职务。大岛继续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高斯进行讨论，在1938年10月27日以前，德国人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正式递交东京。这时，宇垣已于9月26日辞职。近卫自己兼管外交事务一个月，然后选任有田八郎为新外相。在11月11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考虑了这个条约草案。有田打电报给大岛说，大家同意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设想，也考虑到它很可能会有助于日本将中国事变早日结束，增强它对苏联的军事地位，并在总的方面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有田说，德国的草案正在研究之中，一俟逐条条款决定后，大岛就可收到一份具体的反建议。板垣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中说，他曾极力主张迅速缔结这项公约。他所抱的希望是，如果这件事在中国人失去汉口后不久就实现的话，那就会使中国人失去获得外国援助的希望，从而使他们接受日本的猜和条件。但是日本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板垣的希望无法实现，这些意见分歧一直持续到德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拖延不决和吹毛求疵感到不耐烦，因而最后终于抛开日本，去同苏665联作成那桩臭名远扬的1939年8月23日的交易。在这里。考虑一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以及日本同它的未来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的性质，也许是适当的。　　　第三节在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日本与轴心国之间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日本政府内部的争论，主要并不是针对这项现实的公约本身的，大岛和白鸟两人的证词都清楚表明，早在谈判的初期，已经就公约的措词达成了实际上的协议。在日本统治集团各派之间以及在日本与其设想的盟国之间，所争论的关键性问题是这项公约对日本来说，是否应当仅仅反对苏联一国，还是应当也反对其他国家。东京一致的意见是，它应当计对苏联；自从1932年以来就主张日苏达成协议的东乡，这时却成了无人理睬其呼声的孤独者。然而，日本是否应该作出同民主国家战争的任何承诺，这一问题在东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那些赞成这样做的人极力主张，可以利用它来使得民主国家放弃它们敌视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态度，从而迫使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屈服。这种论点显然对近卫、有田以及板垣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强烈伪反对意见。事情正在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们打算继续执行他们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政策，即使这会使他们陷入同英法两国的战争。也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美国政府最关切的是防止纳粹‐法西斯统治欧洲：很可能，在这件事上，英国人民会听从他们政府的领导，美国的干涉主义情绪可能会胜过孤立主义情绪。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对德国和意大利有了军事上的承诺，它就将发现自己要对付世界上商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这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又能给它多大的援助呢？它几乎肯定会发现自己的重要原料和粮食的主要来源被切断：而且它也只能从中国占领区，包括满洲在内，得到极少量的这些东西。对日本海军来说，这种考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不久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根据1939年4月15日的命令，庞大的美国舰队又回到了太平洋水域。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作为一个整体，强烈反对同轴心国缔结任何广泛666的公约的政策；他们与其他反对派联合在一起，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阻止缔结任何这种公约，直到1940年9月为止，尽管在另一方面有来自陆军将领们的压力。日本陆海军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对大战的序幕和后来的战争本身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项保护措施，那些反对缔结一项广泛适用的公约的人要求在公约签字时交换一份秘密的书面保证，以解除日本承担草案第三条的义务，即要求缔约国每一方援助未曾挑衅而遭到攻击的任何另一方，但如果敌国是苏俄则不在此限。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不准备走得这样远来免除日本同民主国家作战的一切承诺，虽然它们也准备作很大的让步来满足日本人的愿望。正是在这项拟议中的秘密谅解的形式和性质上，引起了日本和轴心国之间的以及东京政府内部的主要冲突。　　　　　　　　　　　　第四节1939年的事态发展1938年11月大岛在柏林接到有田的第一个电报，表示大体上赞同建议中的那项条约；但过了不久就又接到有田的另一个电报，说关于公约的目的似乎有误会，特别是关于它的适用于苏联以外的国家这一点。大岛询问是什么误会，但他没有收到东京的答复：他和宇佐美后来在作证时都说，在1939年2月以前，谈判一直没有进展。由于近卫政府濒于倒台的边缘，东京把这事搁了下来。政府在国内和对外事务中都面临着一场危机。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约问题上的争论之外，现在又加上了赞成与反对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这两派之间的一场争吵；在这个争论问题上陆军本身意见不统一。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的亲极权主义集团和那些希望保持现行政体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军界、官僚和内阁中都能我到赞成和反对一党制和类似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极权主义者在陆军军官中势力最强，但在海军中并不占优势；在官667僚中他们占有相当人数，可是在宫廷和财阀中他们人数寥寥。在近卫内阁中鼓吹一党制最热烈的是内务相、狂热分子末次海军上将，在那一次以&ldo;没有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rdo;闻名的、发生在东京的既庄严又滑稽的插曲中，他曾被国会的一位批评者挖苦地称为&ldo;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和一名伟大的法西斯分子&rdo;。站在另一方的是藏相池田成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工商业中，他都是一名坚定的反极权主义战士。近卫本人的记录是态度暧昧。或许对他最恰当的评语是：在内心里，他反对在国内采用极权主义的手段，也反对在国外同纳粹、法西斯国家联合在一起，但他是一个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的人，倾向于采取最小的抵抗的路线，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当推倭对他不再有用时，就卸下官职的重担。几个月来，他一直想辞职，但被说服继续留任，直到1939年1月对他来说担子已沉重得无法再挑下去时，就辞去了职务。由于末次和池田两人都被免职，近卫内阁的倒台暂时解决了国内的混乱局面。新内阁由平沼男爵任首相。他提名木户侯爵任内相，不过他让有田、板垣和米内仍留任原职。初看起来，选择平沼作为近卫的继任者似乎是亲轴心国和极权主义一派的胜利，因为直到1936年为止，平沼一直是国本社这个爱国团体的领袖。在1936年2月的陆军政变之后，这个团体被解散了，平沼也改任枢密院议长。作为首相，平沼显示了他想当日本传统政治的保护人的抱负，他也是一贯地这样主张的。他一再宣称，日本既不属于民主国家阵营，也不属于极权国家阵营。因为，他说，日本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这也可以把它归纳成&ldo;王道&rdo;一词。剥去它的神秘主义外衣和空洞的词语，这是日本统治方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虽然在理论上，日本是君主专制国家，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寡头制国家。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就是通过这种寡头政治内部各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妥协而产生的。这是一种既妨碍迅速作出决定、制定明确的政策，又妨碍突然改变态度的制度。轴心国家的&ldo;能动外交&rdo;，同&ldo;迟钝而缓慢的日本人&rdo;（齐亚诺私下里668这样称呼他们）在东京制订政策时的那种深思熟虑，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在1938年9月底和1939年1月初之间，德国政府得到意大利政府的同意，把一份稍加修改过的德国草案（显然，在柏林已先得到大岛的同意）送交给了东京。这份草案在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经过讨论，在原则上被接受了，但附有一个要求，即由日本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去柏林讨论细节问题，代表团将带去给大岛和白鸟的有关日本政府态度的指示。代表团的成员有前日本驻波兰公使伊藤述史、参谋本部的辰已少佐和海军参谋部的阿部上尉。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显示了外务省和陆海军之间已达成了协议。派遣这个代表团是为了要大岛和白鸟两人将此铭记在心，使他们不致任意乱来。把派遣代表团的事用电报通知了大岛，并告诉他代表团可望于2月28日到达柏林。至于派遣代表团的表面上理由，则被说成是为了谈判的详细内容需要保密的缘故。德国人对采取这种办法拖延时日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在他们于欧洲采取新的行动以前看到三国条约的缔结，因为，他们知道新行动将会引起英法的不安和敌视。里宾特洛甫强烈要求大岛劝说他的政府把它想要修改的细节问题用电报通知，但东京政府不同意。然而，日本政府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大概性质，大岛和白鸟两人都是669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考虑到有田在1月21日已告诉国会说，反共公约越是得到推广和加强，对世界和平的保障就会越大，但公约的目的是为了共同防御共产国际的颠覆性活动，它不可能还有其他目的。伊藤代表团途经罗马前往柏林，白鸟和他的一等秘书阪本和二等秘书长井在罗马加入代表团一道去德国首都。在柏林，伊藤出示了他带来的训令，它的要点是，日本政府希望条约附有一项秘密的、书面的相互谅解，即日本并非一定要给予军事援助来反对苏联以外的国家，除非这些国家变成为共产党国家。日本还希望，当其他国家询问条约的真正目的时，日本可以不受约束地向它们解释说，它仅仅是反共公约的延伸。实际上这就是说，日本将不会给它的伙伴们以积极的援助，除非是为了反对苏联。这些指示引起了普遍的惊愕，大岛和白鸟两人极力要求东京政府予以重新考虑。据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大岛和白鸟曾以辞职相要挟，从而在东京引起一场内阁危机，如果不采纳他们的意见的话，虽然他们在东京军事法庭上不承认有过这事。大岛告诉伊藤说，他已经使日本承担了一项普遍有效的公约的义务，在这样做时，他是按照先前接到的指示来办的。伊藤的训令附有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大意是说，如果事先没有一项关于日本准备走多远的相互谅解，东京政府将不会接受使日本承担普遍义务的任何条约。大岛问，谁应对这件事负责；对此，有田在3月底回答说，没有谁应特别受到责难。大岛和白鸟一起警告有田，德国和意大利现在决不会接受日本提出的限制其义务的意见；他们建议，先签订公约，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谅解，至于日本承担的军事义务的范围，则留待以后再决定，可以通过公约第三条所规定的协商办法来加以实现。白鸟还单独警告有田说，如果日本不签订这项条约，德国就有可能要寻求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这样就可670以使它腾出字来专门对付民主国家。在这件事上他是做得对的，但是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大岛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就这样的向东京报告了。有田也不相信这一点，他以为德国人只是试图向日本施加压力，使它按照他们的条件来缔结公约。问题现在已很清楚。如果日本想要这项公约，它就不得不承担一些针对民主国家的军事义务，而不是只反对苏联一国。在这个问题上，东京也加入了斗争，那里主要的反对者是板垣和米内。在1939年3、4月间，德国和意大利在侵略欧洲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例如在捷克斯洛代克和阿尔巴尼亚所取得的胜利，增强了日本方面赞成迎合轴心国愿望的那派人的势力。英苏谈判的开始，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因为日本人担心英苏之间达成的协议除适用于欧洲外，还可能延伸到远东。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对平沼内阁施加的压力，要它缔结那个广泛的军事同盟。其结果是，在3月25日起草了一个新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日本政府多少是从它在伊藤训令中的立场后退了一步。除了日本建议把条约期限从十年减为五年外，附去的一份日本所拟的三国条约草案，&ldo;与德意两国的草案基本上一致&rdo;。现在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了承担给予轴心国军事援助以反对民主国家的义务，但解释说，由于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原因，日本还不可能公开地出来反对它们。因此，据大岛说，东京政府仍然希望有一个秘密的书面协议，规定在目前日本给予的反对民主国家的援助，应当限于除战争外的一切措施，并允许日本，如果它被问到时进行解释，说这项公约本身纯粹是针对共产国际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它要求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给予&ldo;明确的同意&rdo;，允许它在公约签字和公布后向英国、法国和美国驻东京大使发表一个声明，表示671这项公约不应被看作是针对他们的国家的。大岛在3月底收到这些指示，并在4月初把主要内容通知了里宾特洛甫。4月2日，白鸟在罗马把这些内容告知了齐亚诺。但是意大利人把同日本谈判的事主要推给了里宾特洛甫。如果齐亚诺的叙述是可信的话，墨索里尼并不特别愿意把日本拉进来，无论如何他并不希望为了等待日本参加而延迟签订一项德意公约。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不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并不期望日本人最终会签订这项条约。在同希特勒商量后，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说，德国可以同意把公约的期限缩短为五年。（希特勒指望在五年期满以前会发生战争。）但是，里宾特洛甫说，既然日本政府现在在原则上已经同意承担军事义务来反对民主国家，那他就不能再同意它想要在向那些国家解说时对这公约作一种不同的解释。他保证，日本的伙伴们决不会要求它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并且再次建议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谅解，因为如果发生了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那么应给予的援助的确切性质仍可以在条约签署后加以解决。里宾特洛甫显然决心不再对日本人让步，如果那样做会削弱公约作为一种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威慑力量的效果。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认为，日本加入公约，将使德意两国卷入美日在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从而加剧美国对它们的敌视；因此，由于轴心国家同日本搞联合，美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就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在作出这种预测中，他显示了比里宾特洛甫更有远见。在4月里，东京举行了一系列的核心内阁会议，对同轴心国结盟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辩论。但是海军仍然坚定地反对承担可能会使日本同美国发生冲突的任何义务。4月19日，海军上将米内颇有把握地通知美国大使说，日本的政策已经决定了，那些希望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在日本、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缔结一项三国公约的人已经被压下去了。然而，德国驻东京大使4月24日报告说，在672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与此同时，4月20日在庆祝希特勒生日的招待会上，里宾特洛甫警告大岛和白鸟说，如果日本继续拖延，德国可能要被迫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效果，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大岛和有田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吓唬而已，而白鸟的警告则相反地被忽视了。25日，柏林收到了东京的一份答复，在其中日本政府仍坚持原先的条件。然而，德国驻东京大使在27日报告说，有谣言说日本政府正准备要抛弃他们；可是在柏林，大岛和白鸟都声称东京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在回答时，德国人催促他们从本国政府那里尽快得到一个最后的决定。他们产生以下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在东京，日本政治的幕后牵线人木户侯爵害怕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因此正在运用他的影响，力求在陆军和海军互相抵触的见解之间取得一个妥协办法，以避免受到威胁的内阁垮台和反对公约的人士可能会被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谋杀的危险。5月4日，平沼为了想找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于是通过德意两国的驻日大使将一份内容相同的私人声明分别送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声明中首相宣称，日本真诚希望缔结这项公约，并且是真心准备给予德国和意大利以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如果它们遭到第三国的攻击，即使苏联不在这些国家之列。但是在日本的目前处境之下，它在现时或在不久的将来，还不可能给予有效的军事援助，虽然当条件许可时它是会这样做的。因此，平沼要求德国和意大利同意日本所要求的秘密谅解，这种谅解在目前将使日本免除军事援助的义务，并准许它向第三国作出一种令人放心的关于公约的解释。里宾特洛甫己准备多少让点步以满足一下日本政府673的迫切要求，但是平沼的请求并没有能使轴心国家的独裁者们相信他的真心实意。他们怀疑，如果他们同意了他所要求的那种秘密书面谅解，日本人就会利用这项已公布的公约来吓唬、讹诈民主国家，要它们放弃中国的事业；而如果这种手法看来有可能获得成功，那就会进一步向它们泄露这些秘密条款，以证明日本并不是不可改变地必须同它们进行战争，如果它们拿起武器来反对欧洲的轴心国家。因此，虽然德国和意大利同意日本可以有若干它所要求的那种秘密保留，但它们坚持这些保留应采取口头声明的方式，而不是书面的协议。这样，日本就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它不是完全受轴心国家事业的约束的，而在日本认为是一个良好机会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东西&ldo;泄漏出去&rdo;了。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人的坚持作了让步，5月6日在米兰同意缔结一项意德军事条约，并公开宣布条约不久即将签署。同时，在柏林，高斯和字佐美正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达成一项谅解，以调和德国和日本的不同观点：而德国驻东京大使5月11日也正在向柏林传送日本陆相和首相的恳求谅解和忍耐的信息。因此，里宾特洛甫注意到，意德公约必须以使日本便于参加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起草，他对日本的参加是仍抱有希望的。5月15日，他致电东京日本政府，告诉它德国和意大利现正准备缔结一项双边公约，对于它们在缔结三国公约之前就这样做表示歉意，坚持说这两项公约是可以共存不悖的，并敦促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三国公约而不要再拖延。由高斯和字佐美起草的一项谅解的草案全文在同一天用电报发往东京，从而使那里的内阁又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缔结一项两国公约，但对缔结一项三国公约的计划仍犹豫不决。5月21日，东京正式宣称，政府已决定了对于欧洲局势应采取的政策。确实的决定并未透露，平沼发表的一项声明，则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杰作。它指出，虽然日本同情德国和意大利，并希望领土的现状有所改变，但它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于是，在5月22日，意德公约正式签署而日本没有参加，但日本政府就条约的签署向双方发了贺电。这事并不意味着东京的争吵已经完结，或者日本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日本人对英苏达成一项关于欧洲的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成为一项关于远东的谅解的开头第一步。5月17日，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向本国政府报告了同有田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日本外相说，尽管英国大使已向他明确保证，任何英俄协定将不适用于远东，但这还不足以消除日本人的惊恐。有田说，英法苏三国在欧洲密切合作的任何协议，最后势必会带来一个在远东的同样合作。所以在得知英苏谈判的结果以前，日本还不可能作出关于对欧洲的政策的任何决定。大约在这同时，板垣告诉继大岛出任驻柏林武官井极力要求必须迅速作出决定的河相说，&ldo;关于条约的事，现在内阁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气氛正在变得有利于它的早日决定，我们最好还是暂时保持一下沉默。关于推翻内阁，我没有任何想法。&rdo;由此可见，5月21日的&ldo;决定&rdo;最多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公约的反对者们的部分胜利。内阁显然已同意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看看欧洲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与此同时，也不要使日本承担同苏联以外任何其他国家作战的义务。6月5日，核心内阁决定令大岛去通知里宾特洛甫：日本暂时还不能同民主国67家进行战争，它并且坚持要有一项关于此事的书面谅解。里宾特洛甫在答复中作了让步，承认如果德国遭到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进攻，日本既然一时还不可能给与有效的援助，它可以保持中立；但他坚决拒绝在由日本全权大使就此事作一口头声明之外再给予任何让步。在这一点上谈判仍处于僵局，于是里宾特洛甫和大岛的讨论在6月中旬暂告结束。然而，东京亲轴心国的派系远远没有被击败，显然仍在指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如果一项英苏协定能够签订，并接着爆发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在那种情况下，难道日本还能够超然局外袖手旁观吗？里宾特洛甫的一贯论点是：它不能够，它的命运是同德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英法苏三国全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在欧洲反对德国和意大利，并把它们打败，这三个大国随后就可以腾出手来转而对付日本，它这时就会发现自己是完全陷于孤立了。因此，里宾特洛甫说，日本不能够眼看着轴心国在欧洲失败，而应当立即同它们一起出兵，绝不要再有任何迟延。美国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会采取敌视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它在远东是反对日本的，因此必须被日本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舆论还很不一致，不允许华盛顿行政当局同欧洲民主国家并屑作战，更不用说同苏联在一起了。如果，当美国还在踌躇不决时，三个对现状不满的大国发动进攻，并战胜了它们的欧洲敌人，那么美国在那以后还能在欧洲或亚洲做些什么来反对它们呢？平沼反对这些看法，因为他怀疑德国和意大利能在欧洲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也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干预也许是一定会来临的。所以，他所主张的政策看来就是要避免最终无可挽救地对轴心国承担义务，但也应该利用这种可能的承诺来威胁民主国家，从而取得一种进一步的绥靖办法。他已注意到罗斯福总统4月14日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在他看来，美国的新外交行动是一个迹象，表明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参加进去以反对轴心国家！同时它也提出了一种办法，以使迫在眼前的冲突有可能得到避免，井使日本的亲轴心国集团完全失去立足的根据。因此。5月18日，当格鲁准备回华盛顿休假时，有田把平沼的一封信交给他，请他转交给国务卿，并引起总统67对它的注意。在信中平沼提到了欧洲受到的战争威胁，以及战争将使文明遭到的危险。他说，作为两个非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责任就是，竭尽它们的一切力量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日本首相建议，对德国和意大利，也许可以劝它们在提要求方面更加忍耐一些，但是英国和法国也应重新考虑它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日本政府殷切希望一切国家在世界上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正是真正的世界和平能够建立的途径。在这里存在着日美两国更加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可以为加深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奠定基础。5月23日，平沼继这一建议之后文在东京郊区私邸中秘密邀请杜曼共进晚餐。在这里他告诉杜曼说，日本不优把它自己同任何一个这样的外国政府拴在一起，它的稳定性竟要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继续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在表面底下都有着政治暗流，它使得别人不可能完全放心地同这两个大国结盟。到了战时，平沼说，这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将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将成为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胜利的一个威胁。平沼还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正在威胁着要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倘若总统愿意去探询一下英国和法国是否愿意参加这样一次会议，那么，平沼也愿意去对德国和意大利做同样的工作。如果这四个国家都同意参加，那么平沼将很高兴看到，罗斯福总统在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可以取得对方的同意这种条件下，向它们发出正式的邀请。杜曼警告日本首相说，只要在美国看来日本政府正在执行的对华政策与欧洲侵略者国家所奉行的政策相类似，美国政府就不愿同日本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ldo;按照使一切有关国家都感到满意的条件调整在中国的冲突，这必须是美日两国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先诀条件，可以合乎情理地期望，这样将会给欧洲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rdo;平沼回答说，如果美国政府主张，解决在中国的冲突必须成为美日两国共同合作来防止欧洲发生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对这种合作的任何希望都只好放弃。他宣677称，日本在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一个对它实行制裁、禁运、关闭市场和缺少自由取得原料的途径的世界里，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修改日本对华靖和条件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予以考虑的。但日本愿意看到把远东局势问题也列入拟议中的会议的议程。平沼还说，如果条件具备，保证各国都能有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供给，那么对日本来说，在中国取得这种便利的重要性将大大减少。格鲁在6月12日将日本首相托带的信交给了国务院。从已公布的一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项建议在华盛顿受到了冷遇，不仅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们并不欢迎它，就是国务卿赫尔，可能还有总统本人，也都是如此。美国政府不准备与三个扰乱世界和平国家中的一个合作，来搞实际上是再一次姑息它们三国的尝试。美国在7月8日发出的答复，事实上是一个拒绝。正如格鲁和杜曼两人都曾讲过的那样，用颇有礼貌的话告诉日本，它能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好的贡献，就是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答复堤到了美国政府为维护欧洲的和平而已经采取的步骤，并说政府看不出它还能另外采取什么有效的补充措施，虽然它如能得到干沼的进一步的建议，将会感到高兴。这最后一点建议只不过是一种礼节上的姿态罢了。当杜曼提出询问时，国务院告诉他说，这是对美国大使带来的口信和日本首相私下会晤美国代办时所提建议两者的合并答复。于是，杜曼在8月8日递交了这个答复，并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告诉平沼说，这也是对他的5月23日私人建议的一个答复。平沼在等待华盛顿对他的建议柞出答复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一场由日本的主张同欧洲极权主义侵略者结盟一派人所发起的新的进攻。世界大事的总的进程‐‐包括英日在天津的危机的发展，苏日在诺门坎的军事冲突，美国废除1911年同日本缔结的商务条约，德国一波兰危678机，和欧洲故争来临的日益明显‐‐给了柏林和罗马一个极好机会来对日本政府重新施加压力，要它参加1939年5月22日缔结的意德军事公约。于是，在8月初，东京在对外政策上又发生了一次危机。8月4日，木户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日本人民全都想看到中国冲突的结束和英日关于天津的会谈取得成功的时候，板垣告诉他说，陆军决心要同轴心国家缔结那项公约。如果板垣不能得到内阁的同意，他就必须辞职，从而促使内阁垮台。木户极力要求他避免出现这种结果，要考虑到这将会引起的混乱局面，应该继续寻求一种同海军妥协的办法。板垣力图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海军公开的敌对态度，木户为之辩护的宫廷集团的隐蔽的敌对态度，以及广大群众反对新的军事冒险，如果陆军发动一次政变，其结果很可能会变得对它的制造者们极为不利。因此，只要还有用其他办法未获得这项公约的一线希望，板垣就不想把年阁推翻。在8月8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他竭力主张修改6月5日所采取的立场，但他遭到所有同僚的反对。随后，他在8月10日派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町尻将军携带一份折衷的建议去见德国大使奥特和意大利大使奥利蒂。建议的大意显然是说，柏林和罗马应同意日本6月5日提出的条件，而东京则在秘密议定书中加入一项保证，保证日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它觉得力能胜任时，将真实地予以履行。当日本人正这样的在他们自己中间争论不休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已在同苏联谈判一项协议，并且已到了即将成功的地步。他们早就对日本人的烦琐分析感到厌烦；现在他们终于对它失去了兴趣，对板垣的建议大概没有作过任何答复。东京和柏林之间几个月的无成果的谈判，实际上只是暴露了双方在目的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反对加入一个直接计对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但十分愿意缔结一项只对苏联作战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使各签字国分担的义务更加平均一些；而一项范围广泛的结盟则将使日本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发生冲突，或许还要同美国人作战。这样的一项协定将会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因为他们已被灌输过憎恨和惧怕苏联的思想教育。有田在5月间曾告诉杜曼说，在日本没有任何重要的舆论团体反对建议中的同共产党活动进行战斗的措施；如果发现这些活动是由苏联政府所唆使的，那就要组织反击措施来反对那个政府。8月23日，德苏条约签了字，德国人的这一着棋摧毁了日本对欧洲政策的全部基础，使得东京政府感到迷惑不解并大为丢脸，而且使自从1936年缔结反共公约以来已经日益密切的德日合作，至少暂时告一结束。因此，与其说是欧洲战争的爆发，倒还不如说是德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政策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