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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1《晋书&iddot;王羲之传》。

1[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

事后朝廷、皇上并没有对王羲之兴师问罪，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王羲之在危急关头开仓赈贷，救活了很多人，他们来年可以交纳税赋。在执行这一举措时，官员都没有营私舞弊行为。其二，王羲之同情人民，关心大众，在会稽很得民心，威望很高。其三，东晋皇权不振，东晋的皇帝不比其他朝代皇帝至高无上，一呼百应，他对权臣有很大的依附性，权力有限。王羲之在朝廷有三亲六戚二十余人，掌握实权，东晋政权依赖他们支撑，皇帝也不能随意降罪于王羲之。

《晋书&iddot;王羲之传》云：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ot;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ot;作为父母官的王羲之经常上疏力争，要求减少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往往获准。在这之中，谢安起了不小的作用。王羲之在致谢安的信中，表达了感激之情，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如没有他的鼎力相助，会稽一带早就蹈入东海不复存在了。

（二）禁酒节粮

东晋时期饮酒成风，特别是那些风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疯疯癫癫地大发议论。这种风气自然也波及到民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们被当地百姓宴请，席上自然少下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也许他会痛饮一番，然而他端起酒杯呆在那儿，踌躇了半天没有喝，众人都纳闷不解。

王羲之回到官府问手下的官员，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酿酒的米、麦、高粱等粮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上。过了好一会刘平才说：&ot;属下不知道具体数量，不过百姓都会人工酿酒，井市也有水酒出售，日子艰难大家借酒浇愁。每年酿酒所用的粮食，其数量相当可观。&ot;王羲之这才说明自己的意图：这些年灾荒不断，年景不好，粮食精贵，酒不饮无妨，没有粮食就会饿死。粮食从播种到收获要好几十月时间，来之不易，我们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储备起来，以作度日之须。现在下令，本郡在一年之内不得酿酒，市面上也不得出售酒类。禁酒这一举措，在此以前曹操也曾实行过，那是为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更多军饷用于战争。而王羲之则是为了&ot;救民命&ot;，其意义是不同的。&ot;禁酒节粮&ot;实施以后，果然节约了谷物，使粮食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ot;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ot;1然而，王羲之却受到各方人士的指责非议，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好友谢安阐明下令禁酒是为节约粮食，防止百姓被饿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他说：&ot;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庚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犹至此，使人叹息，吾复何在?&ot;2王羲之万分感慨，他愤怒异常地写道：&ot;处世不易，岂惟公道&ot;。3

二、进言改革

（一）复开漕运

1《断酒帖》，《汉魂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

2《断酒帖&iddot;又》，《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

3《方轨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

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汉桓宽《盐铁论&iddot;刺复》云：&ot;泾淮造渠，以通漕运&ot;。事实正是如此，汉代&ot;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濬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偏安洛阳，然犹任邓艾，广开漕渠以达江准??&ot;历史进入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到北伐之时一切军需只好转运供给，西输许洛，北入黄河，应征服役的民工忍受不了苦难，故&ot;流亡日众&ot;。更重要的是东土饥荒，自不暇救。

早在未有漕运的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惠王（即梁惠王）对灾荒采取&ot;移民就食&ot;的方法，即河东发生灾荒将民众移至河西，如果河西遇灾则移民于河东。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ot;移民就食&ot;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疾病随之而来，移民有时难以实现，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彼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复开漕运，并提出了实施办法：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王羲之希望朝廷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下臣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尤其是长吏如不能完成任务，政绩很差，可送至大台治罪。如果三县不实行，则郡守必须罢免，或派到环境艰苦的边疆，降职使用。

（二）惩办贪官

王羲之在视察诸具时，发现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ot;耗&ot;，管理不善，如虫、鸟、鼠、至食以及发霉变质等消耗，是有一定规定的，超过了范围就是仓督监的失职行为;仓督监自己盗窃官米是执法犯法，有的数量巨大，如余姚一个具就达十万斛。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属会稽管辖的其他诸县也同样如此。由于地方官贪赃枉法，致使国库空乏，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危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他主张对那些奸吏给予重判，&ot;诛翦一人&ot;起到&ot;杀一人儆百&ot;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ot;其后便断&ot;。

（三）

改进征役修改刑法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初建时，司马昱的&ot;宽众息役，惠益百姓&ot;的政策和许诺，根本兑现不了。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源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有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1王羲之：《与尚书仆射谢安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iddot;王右军集》。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令除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小人愚迷，或重于杀戮，可以绝奸。刑名虽轻，惩肃实重，岂非适时之宜邪。1&ot;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ot;2人数很多，官方按常规&ot;补代&ot;，结果是&ot;上命所差，上道多叛&ot;3，负责管理的官吏索性与叛音席卷同去。至于为何吏与叛者一直叛散，因为这方面官吏也相当艰辛，他们对朝廷和当时的法律心怀不满，发生叛乱事件，叛散者的&ot;同伍&ot;，同样要受&ot;课捕&ot;，与此同时对叛者的家人也受到课捕，家人得到消息纷纷逃亡。上述的原因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ot;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ot;4，没有人被差遣替代。王羲之提出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ot;可充杂工医寺&ot;，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的事将与以前一样，移其家&ot;可绝其亡叛&ot;，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5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部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王羲之将自己的政见概括为：&ot;罪而充杂役，尽移其家&ot;，重罪者判以死罪。刑名虽轻但惩办实际上很重，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