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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ldo;冒犯&rdo;了几位&ldo;同学&rdo;，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作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到的几位&ldo;同学&rdo;，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ldo;左&rdo;

&ldo;你也来了！我还活着！&rdo;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ldo;你也来了！&rdo;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ldo;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rdo;或说一声：&ldo;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rdo;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ldo;解放&rdo;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ldo;淮海战役&rdo;中施放毒气，他又是cp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ldo;镇压&rdo;了。我1956年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ldo;已被cp枪决&rdo;或&ldo;惨遭杀害&rdo;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ldo;死去了&rdo;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ldo;小灶饭&rdo;，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ldo;大锅饭&rdo;。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ldo;中灶饭&rdo;。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ldo;镇反&rdo;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大家才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

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ldo;要犯&rdo;，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ldo;报告！&rdo;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不过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ldo;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rdo;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带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不但一些级别低的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ldo;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rdo;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且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ldo;改造的时间要短些&rdo;，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都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解放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ldo;生要人，死要尸！&rdo;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面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