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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黄巾起义（第1页）

（公元166年-公元184年）

宦官是指在宫廷中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为帝王及其家族服务的内廷官员。在东汉党锢之祸中，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干预朝政、贪污受贿、陷害忠良，是导致党锢之祸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段历史有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公元166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于公元176年。

东汉末年，一场名为党锢之祸的政治灾难，如同一股汹涌的洪流，冲击着东汉王朝的根基，其影响之深远，令人扼腕叹息。

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阴云悄然笼罩。当时的东汉王朝，宦官势力日益猖獗，他们在宫廷中翻云覆雨，凭借皇帝的宠信，肆意妄为。而士大夫阶层中的正义之士，如李膺、陈蕃等，对这一乱象痛心疾首，立志要拨乱反正。

李膺是东汉时期的名臣，他曾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等官职。为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对不法行为坚决打击，在当时声名远扬。这位刚直不阿的名臣，在朝为官时，始终秉持着公正与正义。其身姿挺拔，犹如一棵傲雪凌霜的青松，在浑浊的官场中独树一帜。

一日，李膺府上。“大人，那宦官张成之子仗势杀人，如今该如何处置？”手下焦急地问道。

李膺怒拍桌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有大赦将至，也绝不能姑息此等恶徒！”

于是，李膺毅然将张成之子依法处死。这一果敢之举，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却也触怒了宦官集团。

张让、赵忠等宦官聚在一起，面色阴沉。

“这李膺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们精心编织罪名，向汉桓帝诬告李膺等士大夫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汉桓帝本就对士大夫怀有猜忌之心，闻此谗言，顿时龙颜大怒，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余名士大夫。

狱中，李膺受尽酷刑，却依旧神色坚定。

“吾等一心为国，何罪之有？”

公元168年，汉桓帝无子驾崩后，窦妙与其父窦武拥立刘宏为帝，即汉灵帝。窦妙被尊为太后，得以临朝听政。

窦武是当时的外戚，陈蕃是名臣，他们都对宦官专权的局面极为不满。于是，窦武与陈蕃密谋铲除宦官势力，以整顿朝纲。然而，他们的计划不幸泄露。宦官集团抢先采取行动，调动军队进行镇压。最终，窦武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兵败自杀，陈蕃也惨遭杀害。

这一事件使得宦官势力更加嚣张跋扈，东汉王朝的政治愈发黑暗腐败，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衰落和社会危机的爆发。汉灵帝即位。这位年少的皇帝，尚无法掌控复杂的朝政局势，权力依旧被宦官牢牢把控。

“这朝堂乌烟瘴气，若不铲除宦官，国将不国！”窦武对陈蕃说道。

陈蕃，这位年高德劭的大臣，捋着胡须，点头应道：“吾愿与将军共举义旗，拯救汉室！”

然而，他们的计划却不幸泄露。

曹节、王甫等宦官抢先发动，假传圣旨，调动军队镇压。窦武在与宦官的战斗中，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自杀。陈蕃也被残忍杀害，其府中一片血雨腥风。

公元176年，第二次党锢之祸接踵而至。宦官们为了斩草除根，对士大夫展开了更为疯狂的报复。

侯览作为宦官，指使手下诬陷张俭谋反。汉灵帝昏庸无能，不加详查便下令大肆搜捕党人。这导致更多的士大夫被无辜逮捕、杀害或禁锢，张俭，一位备受敬仰的名士，因得罪宦官侯览，被迫踏上流亡之路。

“张俭在此，望诸君相助！”张俭一路逃亡，声音中充满了无奈与悲愤。

侯览却诬陷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汉灵帝不辨是非，再次下令追捕党人。一时间，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党锢之祸对东汉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政治上，大量正直的士大夫被排斥出朝堂，宦官及其党羽充斥其中，政治腐败达到了极点。决策的失误频频发生，国家治理陷入混乱。

经济上，由于宦官的贪婪掠夺，百姓负担沉重，土地兼并加剧，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

社会层面，道德沦丧，人心惶惶。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横行无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上，士大夫的噤声使得思想的交流与创新受到极大抑制，学术的发展陷入停滞。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期的一场灾难。当时宦官权倾朝野，贪婪无度，肆意践踏朝纲，鱼肉百姓。心怀天下、志在重振朝纲的士大夫挺身而出，与宦官的邪恶势力激烈对抗。

自此，东汉王朝如在狂风巨浪中失去方向的巨轮，逐渐沉没于历史洪流。党锢之祸成为东汉走向覆灭的关键转折点，一系列的动荡中摇摇欲坠。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矛盾，终于引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

东汉末年，公元18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震撼了整个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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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道是中国东汉末年出现的一个宗教组织。其产生的背景是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土地兼并严重，百姓负担沉重，加之自然灾害频繁，疫病流行，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得到拯救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