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具有无限的价值,它能使每个人都有胜利的信心;这是使民心迅速振奋起来的最好手段。
6.第二个原则是: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为了在这个主要地点上更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宁可在其他地点上忍受不利。主要地点的胜利将消除其他的一切不利。
7.第三个原则是:不丧失时间。如果我们从推迟行动中不能得到特别重大的利益,那么尽可能快地行动就很重要。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
出敌不意在战略上起的作用比在战术上重要得多;它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法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古斯达夫&iddot;阿道夫、恺撒、汉尼拔、亚历山大都是由于行动迅速而得到了极大的声誉的。
8.最后,第四个原则是: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被击败的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9.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如果人们贯彻了第一个原则,那么人们就可以最大胆地去实现其他三个原则,而不会孤注一掷。第一个原则为在后方不断形成新的力量创造了条件,利用新的力量可以使任何不利的情况重新好转。
那种可以称之为聪明的谨慎就表现在这里,它不表现在小心翼翼的前进上。
10.在现代,小的国家是不能进行征服战争的。但是,就进行防御战而言,小国家也具备无穷无尽的手段。因此我坚信,谁能为了经常有新的兵力而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谁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进行准备,谁能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主要地点,谁能在这样做了以后坚决果敢地追求巨大的目的,他就做到了战略指导在大的方面所能够做的一切。如果他在战斗中并不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那么,敌人的努力和毅力比他的努力和毅力越差,他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11.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我还是想用很少几句话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说明一下。
在战术上,人们总是力求包围敌人,即包围我们主要进攻的那一部分敌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兵力的向心攻击比平行攻击有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切断敌人的退路。
如果我们把上面关于敌人和阵地的一切论述应用到敌人的战场(因而也应用到敌人的给养)上来,那么,对敌人进行包围的各个纵队或军团,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要相距很远,以致不能参加同一个战斗。而敌人却可以处于这些纵队或军团的中央,并有可能逐个地对付它们,以便用同一支军队各个击破它们。腓特烈二世进行的战局,特别是1757年和1758年的战局,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由于战斗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所以,采取向心攻击的一方如果不具有极大的兵力优势,就会由于各个纵队分别进行会战而失去包围给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因为破坏给养的效果产生得很慢,而会战的胜利的效果却产生得很快。
因此,在战略上,特别是在双方兵力相等,甚至比敌人兵力较弱时,被敌人包围的一方比包围敌人的一方的处境更为有利。
约米尼上校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标洛先生用许多虚构的真理论证了相反的观点,其原因仅仅在于,他认为破坏敌人给养能够很快就产生效果,而且还十分轻率地否定了会战必然会产生的效果。
战略迂回和战略包围用于切断敌人的退路,当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目的在必要时通过战术迂回也能够达到。因此,只有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占有很大优势,在主要地点有足够的兵力,并不因派出迂回部队而受影响时,进行战略迂回才是适宜的。
法国皇帝尽管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往往(几乎可以说始终)占有优势,但是他从未进行过战略迂回。
腓特烈二世只是在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进行过唯一的一次战略迂回。不错,他用这一方法曾迫使奥军退到布拉格才发动第一次会战。然而,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占领直到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地区,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y后来科林会战迫使他又放弃了这些地方。这就证明,会战决定一切。在施韦林到来之前,他在布拉格显然有遭到奥军全部兵力袭击的危险。假如他率领全部兵力通过萨克森前进,那就不致遇到这种危险了。这样,第一次会战也许就会在艾格尔河畔的布丁发生,而这次会战也会同布拉格会战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是分散冬营的,无疑是进行这次向心进军的原因,不过应该着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这个原因比配置形式本身的利益会起更大的作用,因为作战的方便能加快行动速度,军队这个庞大的机器的阻力本来已经很大,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去增加其阻力。
12.执行了上面阐明的在主要地点上尽量集中兵力这一原则,人们自然就会放弃战略包围的想法,并采取适当的配置形式。因此我可以说,战略包围这种形式的价值是很小的。但是,如果敌人在一个贫困的地区十分费力地设置了许多仓库(他的作战完全取决于这些仓库),那么在敌方翼侧进行的战略活动可以取得巨大的与会战相似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不必用主力去进攻敌人的主力,而是直捣敌人的基地。不过,这需要有两个条件:(1)敌人离基地很远,他会被迫进行远距离的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