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继续前进。我们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的见解在各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使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中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别的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以前,是不会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一‐和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如何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象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t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根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是意识不到的。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吨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而且,还击也几乎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一切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个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更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但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