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有个时期逢周末常邀一帮朋友到家里聚会。一次徐志摩带去一本精装的德文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抢着看。胡适则评论说:这些东西,一览无余,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点含蓄。
1924年11月,《语丝》杂志创刊,出版十来期后,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作者圈。他们每月底聚会一次,每次一两桌不等。鲁迅和淦女士等主要作者从不参加聚会,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李小峰、顾颉刚、林兰、章川岛等,几乎逢场必到,后来张凤举、徐耀辰、俞平伯、刘半农也每次都到,有时连夫人也一起邀请,情形近于联欢。席间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据说谈锋最健者当属钱玄同。
上世纪30年代,唐弢还是一个到上海滩闯世界的文学青年,所作杂文,深受鲁迅文风影响。一次他去三马路古益轩菜馆赴《申报&iddot;自由谈》主编黎烈文张罗的聚会,鲁迅、阿英、郁达夫、曹聚仁、徐懋庸、胡风、林语堂等都来参加。这是鲁迅和唐弢头一次见面,鲁迅对唐笑道:&ldo;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rdo;并说:&ldo;我也姓过一回唐的。&rdo;
1935年11月8日傍晚,史沫特莱坐一辆出租车来接茅盾,再接鲁迅,同去苏联总领事馆参加一个不公开的酒会。据茅盾回忆,出租车开到和苏联总领事馆隔着一条街的马路上,三人下车后换乘领事馆的一辆黑色汽车从后门进入院子。&ldo;总领事馆的大厅里已经到了一些客人,有宋庆龄和何香凝,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其中有一对新从澳大利亚来的夫妇。大厅中央有一大餐桌,上面摆满了冷菜、点心、鱼子酱以及各种饮料,大厅四周摆着沙发,大家或坐或站很随便地交谈着,想喝酒或吃点心就自己动手,气氛欢快而融洽。酒会之后放映了电影。&rdo;酒会散后,鲁迅和茅盾仍由史沫特莱送回家,路上,史沫特莱告诉他们,这种形式的聚会叫鸡尾酒会。
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文化圈的一些人士组织过一个星期聚餐会,参与者大约十一二人,有郑振铎、茅盾、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徐调孚、陈望道、王伯祥等。每周聚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块钱,东家出两块。合计有十几块钱,当年这点钱就能办一桌很像样的酒席,因而他们就挑上海有名的饭馆轮流着一家一家吃过去。都是熟人,除了吃饭,当然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漫谈,这也是乐趣之一。
鲁迅去世后,茅盾周围聚集着一些青年作家,茅盾便产生了邀集他们聚会交流的念头。他比照当年的星期聚餐会的办法,考虑到青年人的经济状况,略加改进为:&ldo;一、不固定每周一次,可以两周一次;二、不轮流做东,由我固定做东家;三、用撒兰的办法,根据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rdo;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ldo;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rdo;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ldo;月曜会&rdo;。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ldo;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rdo;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ldo;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rdo;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ldo;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lso;星六碰头会&rso;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rdo;&ldo;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rdo;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ldo;欢宴洗尘,竟无虚夕&rdo;。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ldo;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rdo;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ldo;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rdo;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ldo;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lso;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rso;&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