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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1946年3月6日，越法双方签订了&ldo;初步协定&rdo;；9月14日，又签订了&ldo;临时协定&rdo;，从而出现了近一年的缓和局面。但是，法国政府只是利用谈判作为缓兵之计。

1946年12月19日，法军在完成了全部准备之后，便公然撕毁协定，发动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奋起抵抗。战争开始时，越南人民军只有两万人，而且缺乏武器，缺乏干部和作战经验。法军是由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的10万陆海空军，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越南人民只能用竹棒锄镐来抵抗法国的飞机大炮。法国将军们自恃兵力和武器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术。他们叫嚷说：&ldo;快则几旬，慢则3个月，就要灭亡越南。&rdo;一些动摇分子也认为抗战是&ldo;飞蝗踢大象&rdo;。对那些动摇分子，越南人民则坚决回答：&ldo;今天虽是飞蝗踢大象，明日大象将被飞蝗踢断肠。&rdo;

河内军民经过两个月的英勇固守并给法军以重大杀伤之后，实行战略退却，撤到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越北根据地。这里驻有越南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大部分主力部队，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根据地和指导中心，北部战场成为越法双方的主战场。不久，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北部平原和东北、西北地区以及中部地区，控制了上述地区的城镇和重要交通线，形成从沿海东北地区经红河三角洲到西北山区对越北根据地的包围态势。

在这之后，法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向抗战根据地多次进行大规模突袭和合围，企图消灭越军主力，尽快结束战争，在敌重兵进攻面前，越军采取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打击敌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人民军歼敌近6万名，而自己在战斗中发展成一支10多万人的游击队伍。特别在1947年10月的反击战中，人民军收复了大施、宣光，直逼河内近郊。法军速战速决的闪电战宣告破产。

法军连遭失败后，便改变战略，在军事上实行重点进攻，疯狂封锁解放区，还玩弄了&ldo;以越制越，以战养战&rdo;的新阴谋，妄图用越南人打越南人，并在经济上实行残酷掠夺政策。英雄的越南人民，同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政治路线上不断加强扩大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孤立一小撮卖国贼。在经济战线上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厉行节约，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军事战线上，坚持&ldo;以游击战为主，以运动战为辅&rdo;的方针，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法军占领的城市。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5月，法军在加紧对南部、中部各游击区扫荡的同时，对越南北部平原和丘陵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8次大规模的扫荡。在一些地区，恢复伪政权，建立保安屯，强化对占领区的控制。越军则在南部，中部和北部平原各敌后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反扫荡，并在北部战场多次发动3至5个营规模的战斗。经过这些战斗，积小胜为大胜，给敌人以很大打击，根据地和游击区有所恢复和发展，但依然没有扭转被封锁。被分割的局面。

法军依然控制着城镇、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和主动，但也日益暴露出兵员不足、兵力分散的弱点。1950年初，虽说整个印度支那的法、伪军增至23万人，但由于越军日益壮大，游击战争遍及全国各地，迫使法军分兵驻守，机动兵力有限。法国殖民者面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直追中越边境的威胁，进一步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以求稳住阵脚。在继续对北部增兵的同时，收缩一些据点，集中更多的机动力量，巩固从沿海先安北至高平的四号公路一线的防务，建立起一系列比较坚固的据点群，以加强对北部边界的封锁，&ldo;阻挡共产主义势力南下&rdo;；同时，建立一条自海防经过河内、山西、和平，直伸到老挝边界的东西走廊，形成南北包围夹击越北中央根据地的形势。他们对人口众多，盛产粮食的北部平原地区进行残酷&ldo;扫荡&rdo;，夺粮抢牛，毁坏庄稼，妄图在经济上困死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军民。

这时，越南武装力量已经分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主力部队虽说有师、团、营、连的编制，但除在中国整训和装备的一个师和二个独立团外，其余仍以连和营为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活动，基本上还是一些游击队，因此，就军事力量来说，法军还占优势，许多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还在敌人的控制下，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相连的若干片。南部平原有几块小解放区，中部山区有两块狭长的根据地，越北山区是面积最大的中央根据地，和中国边境相邻，但被敌人严密封锁着，法军不断对它进攻。这块中央根据地只有100多万人口，要养活20多万军队和干部。每年二三月间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要上山采集木薯、野菜、野果维持生活，加上疟疾流行&rdo;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越南民主共和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胡志明主席派人来中国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并请求援助。后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的胜利进军，中越边境的交通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胡志明和印支共中央曾先后派黄文欢、李班、阮山等来中国，负责越、中两党的联络事宜。其后，黄文欢为印支共中央驻华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