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期间,胡志明一面做工,一面研究马列主义,并成为法国社会党的党员。
1920年12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召开代表大会,社会党发生分化,左翼社会党人退出社会党,成立了一个属于第三国际的法国共产党,胡志明由于了解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正确主张,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党,因而坚决支持左翼社会党人建立共产党,并且成为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1921年,在法国共产党创始人加香、古久里等人的帮助下,胡志明在巴黎组织了&ldo;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rdo;。这是一个由在法国活动的各殖民地革命者以及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法国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ldo;各殖民地联合会&rdo;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穷苦人报》,胡志明成为该联合会的领导成员,并担任《穷苦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胡志明以《穷苦人报》为阵地,发表了许多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的野蛮掠夺,号召殖民地人民起来斗争。《穷苦人报》通过法国和越南海员秘密送回越南,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使越南人民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放被压迫民族,阮爱国这个名字,开始成为越南人民心中的旗帜。
在巴黎活动期间,胡志明还结识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肖三是胡志明在巴黎时最早结识的一个,肖三曾对胡志明作了如下的回忆: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很活跃,经常组织党员和群众集会游行,我们中国留学生也很喜欢参加法共领导的这些活动,尤其喜欢去听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加香的讲演。1922年夏天的一次集会上,我们遇见了一个东方人,那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走了过来,用广东话同我们交谈。我们旅法同志大都是湖南人、四川人,听不懂广东话。他就用笔写汉字同我们交谈,当中也混杂着讲一些法语,于是,我们便知道他是越南人,叫阮爱国。阮爱国这个名字,我们早就听说过。他向凡尔赛会议控诉法国殖民主义罪恶的事实,曾经深深打动我们的心,只是未见过其人。而现在,终于认识了阮爱国,大家当然格外高兴,于是。我们就请他常到我们机关来坐。很快彼此就熟识了。
为了增加彼此的思想交流,深入地探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1922年秋季的一天,胡志明对中国旅法同志谈起了加入法国共产党的事。他说,共产党是讲国际主义的,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只要是志同道台,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他希望能有一些中国同志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主动提出愿作介绍人。旅法中国党、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大家认为让一部分同志加入法共,可以进一步加强同法共的联系,更有利于今后斗争的开展,于是,决定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肖人加入法共。同年九、十月间经胡志明介绍,这五位同志成为法国共产党党员,领了党证,并在胡志明居住的巴黎十七区法共的一个基层支部过组织生活。
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党、团组织,机关是合一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总部设在巴黎南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旅馆内,中国旅欧党、团组织建立后,曾派人同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法国的党、团组织曾派人给中国同志做报告。法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集会、游行活动,也常常吸收中国同志参加。于是,就在这洋的交往活动中,胡志明与中国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相隔30多年后,经过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中越两国人民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中越两党也分别成了各自国家的执政党。
1956年11月21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欢迎周恩来总理首次正式访问越南的宴会上,曾当众介绍周恩来说:&ldo;周恩来是我的兄弟,我们曾在一起共甘苦,一起做革命工作。他是我30多年来的亲密战友。&rdo;周恩来在讲话中也谈道:&ldo;胡主席刚才提到我个人在30多年前认识了他。是的。34年前,我在巴黎认识了胡主席。他是当时我的引路人,他当时己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那时候还刚刚加入共产党。他是我的老大哥。1922年,我在巴黎地下铁道第一次见到他,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难忘的印象。&rdo;
1923年6月,胡志明作为各殖民地国家农民的代表,从巴黎来到莫斯科,准备参加同年10月召开的农民国际会议。在农民国际会议上,胡志明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结束后,胡志明一度回到巴黎,同年年底,又回到莫斯科。继续在东方大学学习,并进行理论研究二作。在东方大学,胡志明常常同在巴黎时就已认识的中国同志共同讨论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分析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使胡志明和中国同志之间的友谊和感情进一步加深了。
在莫斯科期间,胡志明曾主编《中国和中国青年》一书。这本书,胡志明最初是用法文写的,并在法国出版,192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译本。张太雷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为胡志明撰写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与此同时,胡志明还在莫斯科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寄回巴黎在《穷苦人报》、《人道报》和《工人生活报》上发表,有的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发表。这些文章,有不少是以中国和中国革命为题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