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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章（第1页）

我在书首讲述了与中央情报局反谍报人员打交道的一段亲身经历。我感觉，他们让人相信中央情报局内没有鼹鼠的劲头比找到鼹鼠还大。1985年哈撒韦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称：&ldo;中央情报局核心部门从来没有发现过有苏联间谍。也许这些特务隐藏得很深，躲过了我们的眼睛。但我对此表示怀疑。&rdo;此后不久，两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报局开除的霍华德叛逃到苏联，把中央情报局莫斯科站的谍报活动告诉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动高级官员尤尔琴科叛逃到美国后，霍华德的事才败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哈撒韦的话倒也没错。霍华德向苏联人告密时已经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过于绝对。我见过这个哈撒韦。此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的谍报官员。我内心思忖道，为什么他甘于粉饰中央情报局的弱点呢？我有一种直觉。哈撒韦担心名声已经不佳的中央情报局经不起新丑闻的折腾了。

中央情报局为推翻卡斯特罗搞的未遂政变以及在中美洲的种种莽撞活动，使它在保守党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站的谍报人员对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谍报机构的评价表明，它的威望远远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谍报人员因此士气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学专家都会指出这一点。在公众眼里，中央情报局不仅行动诡秘，而且管理无方。前一种看法对于一个庞大的谍报机构来说很正常。而后者的恶名任何一个谍报机构都背不起。谍报机构是心理不稳定的地方。其内部心态很快会反映到工作人员的行动上。有关叛徒艾姆斯的报道表明，中央情报局内存在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自我厌恶情绪。艾姆斯不仅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单位，而且鄙视它。苏联的叛逃人员恐怕就没有这种感觉，例如戈尔迪夫斯基。他们变节常常出于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原因。虽然他们对克格勃内部的黑暗面看得很清楚，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对它的敬畏。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报局雇用的第一个庸人。70年代时，美国有一个间谍，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务是结识访问西德的东德外交官、商人和学者，并从中发展间谍。应该说，中央情报局利用这些东德人出国访问的机会拉他们下水的想法并不坏。这比在东德境内搜集情报风险小多了。1973年，我们着手对中央情报局在波恩外的谍报活动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和分析。通过监视在鸡尾酒会、体育俱乐部、酒吧和咖啡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什么人主动找东德出国人员攀谈，我们很快拟出了一个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名单。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们查出他的真名叫福尔肯。而他和中央情报局还被蒙在鼓里。起初我们只是派人跟踪他，看他找什么人接触，从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面的情报。慢慢地我们开始用自己的人诱他上钩，向他提供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秘密和假情报。目的是将美国人的反谍报工作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摸清我们的真实意图。可怜的福尔肯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发展了这么多了解情况的东德人当特务。一次他对一个密友炫耀说，因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报局给他晋级加薪。国家安全部内的反谍报机构听说后忍俊不禁。福尔肯得到的大多数毫无价值的情报就是由这个部门的高级官员杜撰出来的。

识别在波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发展潜在对象前必须精心准备，具体做法上要循序渐进，不露声色地接近对方。中央情报局的人可好，总是明目张胆地拉拢我方人员。我们诱其上钩的人常常抱怨说，这些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对东德的经济困难十分无知。由于他们对东德的情况一知半解，我方人员很难决定用什么样的假情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特工的素质极差，工作毫无章法。我国领导人不禁担心美国不再重视东德。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关东德的重要数据美国是通过设在西柏林和西德的电子监听站得到的。鉴于美国需要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情报可以通过截获无线电波得到，中央情报局仍派一些无能之辈到处嗅来唤去有点让人费解。不过我本人的体会是，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取代优秀的谍报人员和他们做出的判断。中央情报局内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尽管他们自己成绩不佳。你可以窃听一次电话的谈话，但如果不熟悉谈话的背景的话，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一张卫星照片可以显示那一瞬间导弹的准确位置，而隐藏在司令部里的内线却可以告诉你这些导弹移向何方。技术情报的弊端在于：它基本上只有情报，没有分析。它只能记录下已知事实，而无法预测未来。间谍却可以刺探关于各项计划的情报，分析政治军事形势，弄清各种文件和谈话的具体背景。干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谍报官员平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埋头于浩繁的资料堆中寻觅丁点儿金子。过分依赖技术手段搜集情报也许会有双倍的收获，而为此需要筛选的数据量肯定会相应增加3倍。虽然技术谍报手段的作用会日益增大，并将取代昔日由人冒极大风险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间谍。一个谍报机构的成就来自它的成员，而不是它拥有的花里胡哨的高技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