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晖春事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时,张汉卿已由张垣抵达归绥,再沿黄河边由陕北榆林向陕南行进。在河曲对岸,与闻讯赶来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就陕西局势作了坦率的交谈。
阎锡山十分关心西北军的动向,他自民国初年坐稳了督军位置后,通过其高超的“太极”功底,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硬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他做事奉行“中的哲学”,严格执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此时经过8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已使山西牢固得像铁筒一般。山西在民国初年本就富庶,这地区又从没有遭受兵灾,是军阀混战中的世外桃园,可谓北洋政府的“模范省”。
张汉卿可不想得罪这个“土皇帝”。阎锡山是拥有11万人的大军阀,山西以东又紧接直系势力根深蒂固的直隶,处理得不好,直、晋联手,真能将他的“西北军”连根拔起。正史上直系仅凭一已之力,就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奉军在关内的势力。虽然奉系的实力与史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张汉卿此次入陕,是要解决直系对奉系的威胁。本来曹锟为直系首领,稳坐直隶。曹锟胸无大志,手下只有其弟曹锐的一个师,不足为惧。倒是吴佩孚虽然名义上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虽然要比曹锟这个正使低一级,但是凭着手下的6个师4个混成旅,隐隐约约有后来居上之势。此时吴远离北京嚣扰,专心在河南练兵,可是不能小觑之人。张汉卿有心将冯玉祥赶出陕南,这样,可借用河南督军赵倜的影响,或可控制京汉线,使吴面临两面夹攻之隐患,又可将湖北、江西之直军拦截开来,使之战略态势不容乐观,从而推迟可能的直奉大战,给奉系发展留出时间。
张汉卿承诺保证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并与阎立下誓约,晋军在未来的战场上两不相帮,而西北军对晋军秋毫无犯,张汉卿更信誓旦旦肯定阎锡山的地位并保举其为晋绥巡阅使(绥远已在奉系治下,阎锡山虽然升了巡阅使,但其只能控制山西,实质上只是虚衔)。皆大欢喜后,张汉卿辗转经延安、铜川,在咸阳西北军前线指挥所与韩麟春相会。他以陕甘巡阅使兼陕西督军的名义要求冯玉祥部全部撤出省城西安,退守安康,以关注四川不稳时局,让省城交由省长刘镇华的河南镇嵩军统一管理。
张汉卿以陕甘巡阅使的名义发布命令,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民国官场不是这样子玩的----民国时大多数的巡阅使实际上是虚职,只不过用于对那些过气将军职务的名升暗降,有的则用于安抚,例如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实际一个省也管不着,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也只管自己的湖北管不着湖南。真正有名有实的巡阅使只有两个: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绿林出身,都系督军出身,都在升职后牢牢把握着军权。
冯玉祥好不容易得了块存身的宝地,怎么会轻易退却?但他的顶头上司、那位娃娃司令却是握着道义的指挥棒一刻不停地向他身上打,渐渐地两人爆发出火花。
直奉在其它地方竞争也是很颇烈的:在张汉卿发布电令的同日,中央政府特任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继任,但未就。于是张作霖力保张勋,要知道张勋虽然名声不咋地,却是张汉卿姐夫的公公。曹锟及徐世昌当然要用直系的人,他们以齐燮元署江苏督军,又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样一来,长江三省仍牢牢地控制在直系手中,引起大伙儿不满,特别是张作霖反弹甚大。
为平衡起见,靳云鹏作了退步,他以中央政府名义要求冯玉祥依令而行。作为冯的大后台的吴佩孚顾虑形势,选择了默认。冯玉祥无奈:于法理及力量上,他都无法与号称拥有5个师的顶头上司张汉卿及其背后站着的巨人张作霖相抗衡。12月3日,冯玉祥“奉命”撤出西安,在陕、川、鄂边境地区安康驻扎。但此事也埋下了冯、吴不和的种子。
张汉卿得势不饶人,他以省长刘镇华依附段祺瑞为名,明令讨伐。刘镇华见实力强劲的冯玉祥都不敢对张汉卿硬气,自己人数不多的“镇嵩军”怎是对手?于是干脆利落地宣布辞职。
民国时代的军阀大都有一个默契:只要通电下野,不管任前犯了多大错误,一律勾消,这也像政治“潜规则”,大家似乎都认为杀俘不祥,也要展示各自的“民主”形象。像段祺瑞史上三起三落,蒋介石三下三起均是一例。各方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下野人士亦极示恩荣,少有加害的。鲜有破例的三起,始作俑者却都没好下场:正史上杀害陆建章的徐树铮最终为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杀害;杀俘郑金声的张宗昌亦被其子郑继成枪杀;而另一个大军阀孙传芳斩杀俘虏施从滨,后被施女报仇。
不过张汉卿虽然不至于赶尽杀绝,却也不想给其留有翻身的机会。刘镇华前脚刚走,他即将“镇嵩军”全部收编,又委任原“靖国军”总司令、后世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陕西省长。
于右任虽然是国民党出身,但在关注民生、稳定局势上有相当能力,在陕省和“靖国军”内也享有很高威望。人民军摊子铺得太大,真的没把握能够牢牢控制住这么多地盘,依靠这些“降兵降将”(张作霖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靖国军”在这位忠于孙中山的于先生带领下,反水不是不可能,但要在国民党得势后。在当下,还没有一个党派团体能有人民党那样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于“靖国军”脱奉入皖,那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和段祺瑞可是“世仇”。根据正史,民国党真正得势要在1927年“北伐”之后,在此之前,张汉卿有信心充实力量,以缓过这阵。
为了能够稳定地控制陕甘广褒的疆域,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张汉卿经北京民国政府“同意”,依后世将大甘肃分为青海省、划分后的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省(这里的宁夏因包含了后世的内蒙古阿拉善盟,从而远比正史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要大些)三省,比正史上提前了8年。
为最大稳定西北局势,张汉卿力主民族区域自治,以马福祥为甘肃省长、马麒为青海省长、马廷勷任宁夏自治省省长,从而换得三人的支持。政治与军事分离,将各派系兵马尽数收编为西北人民军,并以许兰洲为西北武警部队司令兼西北军参谋长,努力选拔及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党政干部,从而在政治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西北4省。
在分省的时候,夏河的拉卜楞寺,由于受够了西宁马家军的骚扰,死活不愿归青海。结果这个藏族的重镇归了甘肃,所以地图上夏河是凸出的一角。
之所以要用“自治省”这个称呼,是因为张汉卿受够了后世的行政叫法----区有自治区(省级),又有地区(市级),也有县级(市辖区),市有直辖市(省级),有地区市,有县级市,不熟悉地理与行政规划的人单从字眼上还真难区分其辖地大小。
时间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