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荫客制是西晋经济制度中最富代表性的政策。虽然它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宗室兼并土地的现象依然严重,依附豪强的流民日渐增加,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乱中难得的太平时期,在西晋之后,当中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时,已经是三百年之后的隋朝了。
平吴之后,司马炎的作风也渐渐变了。当他执政之初,曾经厉行节俭,削减各地进贡,禁止乐舞百戏和游猎器具,甚至连宫中牵牛用的青丝绳断了,他也要下令用青麻代替青丝。但到了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那时司马炎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游乐、宴饮,对国家大事越来越不在意。平定东吴以后,他选了吴国的五千名宫女进宫,嫔妃实在太多,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去见哪一个,干脆就坐上用羊拉的小车在宫里转,停在哪儿算哪儿。有的人希望皇帝停在自己门前,就用盐水洒在门前的草地上,吸引羊儿停下。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连羊都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停在哪儿了。
武帝后期,朝政握在了皇后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的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权倾朝野,时人称他们为&ldo;三杨&rdo;,许多朝廷里的旧臣都被疏远、贬退,朝廷渐渐显现出破败的气象。也经常有人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晋武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做得不对,却也已经形成了习惯,而且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千头万绪,他感到懈怠,不愿意再去做努力了。
难以理清的矛盾
扫灭东吴是司马炎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但当外患解除之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多开国帝王在建立国家时,面对的天下是一片废墟,他们尽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尽情挥洒,草创制度,一砖一瓦地按照计划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司马炎则不同,他面前是一个已经颇有基础的国家,名义上他是个开国皇帝,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守成之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朝中到处都是比他资格更老的元老和长辈,每一步举措都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引出数不清的麻烦和纷争。平吴之后,王濬和王浑两位功臣争功不下,司马炎封赏其中一方,就会引起另一方不满,最终皇帝也只能在他们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消除来自双方的抱怨。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只能时刻小心翼翼地维持各方面的关系,让它们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也正是因此,司马炎对于大臣们的建议总是显得很宽容,即使他们意见再激烈、态度再不客气也不怪罪。因为他明知道许多建议于国于民有利,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付诸实施,也只能用和颜悦色的赞同来表示安抚了。就这样,虽然事出无奈,他却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对大臣劝谏最为宽容的皇帝之一。 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是个直言敢谏的人。西晋时的人都很迷信吉兆福瑞,于是在司马炎受禅即位的当月里,全国就有六只凤凰、三条青龙、两条白龙和一头麒麟出现,成为改朝换代的祥瑞标志。在此后的一年里,各地又频繁出现祥瑞,算是对皇帝即位第一年的成绩的肯定。以后几年里,青龙、白龙又在各地的井里和湖泊里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有一天连京城的武器库的井里都出现了龙,晋武帝亲自过去观看,觉得是难得的吉兆,忍不住喜形于色。众人正要向皇帝道喜,刘毅却泼冷水说:&ldo;当年有龙降落在夏朝,后来又在周朝出现,结果骊山烽火戏诸侯,周室从此衰微,可见有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rdo;
又有一次,司马炎问刘毅:&ldo;如果把我和汉代的皇帝相比,我跟谁比较像一些?&rdo;
刘毅回答:&ldo;桓帝,灵帝。&rdo;
司马炎吃了一惊,怎么也想不到刘毅会认为自己与这两个皇帝属于同一类,很奇怪地问起原因,刘毅就说:
&ldo;桓帝和灵帝当政的时候就向外卖官,不过他们卖官的钱好歹还进了国库。可您现在把卖官的钱都收进自已腰包里,要是这么比起来,您还不如他们呢。&rdo;
司马炎没办法,只好大笑着自我解嘲说:&ldo;桓帝和灵帝的时候,可没有人敢向他们这么提意见。现在我有像你这么正直敢谏的大臣,说明还是比他们强一些。&rdo;
刘毅做官的时候,惩办起豪门权贵来毫不手软,就连皇太子奏乐进入宫门的行为违反了宫中的规定,他也毫无顾忌地向皇帝检举。有个姓羊的官员掌管皇帝的亲兵,他仗着自己曾经有恩于司马炎,多年来一直横行不法,刘毅就向武帝检举,认为应该把这个人判处死刑。武帝实在难以决定,就派司马攸悄悄去找刘毅求情,刘毅也只好答应放过。但这个人罪行太多,后来又被别人检举,武帝也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免职。但过了一阵,他又悄悄起用这个人,让他以平民的身份兼任职务。就这样,在皇帝的姑息之下,许多风气和不法之徒得不到惩治,社会风气和朝廷纲纪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