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门外围观的人们一见土生大惨死于威逼之下,也一个个义愤填膺。尤其是从金城镇粮库扛回粮食的人更是怀着对土生的感恩戴德之情,纷纷吼叫着表示不满。兵勇头目怕又闹出事端,指挥兵勇缩进院内,子弹上膛,准备弹压。
马孝贤并不愿意出现此种结果。他一方面斥责兵勇头目的无理之举,一方面苦口婆心劝阻村民,并表示一定由乡政府出资厚葬霍厚厚。
村民们的激愤才逐渐平息下来,兵勇也趁机撤走。马孝贤急急忙忙赶至金城镇,向镇长表示无力再办此案,以免引起乡里众怒。而镇长因已将百万粮食筹齐,可以向偷林府交待了,督军不再强求限日捉拿首犯,也乐得送马孝贤一个面子。于是,兵勇和乡丁们不再条条路上设卡、村村户户搜查了。当然,这并不表示土生的砸粮库之罪被赦免,只是缉拿不那么紧迫罢了。
事隔不久,当土生得知大惨死之事时,居然一声都没有吭。他只是闷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卷烟。从这一天起,他每天都至少抽两包烟,这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死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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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汉子霍达东终于在官府把他视为土匪之后将自己的名字土生改为了以后叫了五十多年的霍达东。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躲避缉捕而必须改换身份、变更名字。主要是他觉得霍达东这个名字更为响亮。但是,他从来都不鄙视自己的本名土生,即便他官居一省之长之后,马家沟的乡亲登门找他,依然叫他生娃时,他也不会觉得是一种不尊重。他能从中领略到官场之外的亲切感,而后更体验到土生这两个字与自己命运的冥冥相关。假如说他到死也还有什么迷信的话,他命不能离土应该是其中之一。
土生离开了马家沟之后,混过了三道关卡才到了榆林府。第一道就在肤郡县城关外,那里军警林立,所有要通过肤郡至米脂、榆林的人,一律要被检查,以防砸粮库的首犯潜逃。土生当然不能硬闯,他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是寡不敌众,就是有猫一样的九条命,也挡不住子弹射中他一百回。他不是来拼命的,而是逃命的,只好等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客栈他不能去住,打着灯笼和火把查夜的兵丁从月亮一升出来就鬼魂似地游荡着,他只有在几间臭烘烘的茅房里藏身。
到了后半夜,他才摸上了路,在离灯火通明的关卡不远的地方滑下了一个大坡。坡下是穿越肤郡县城的一条河,河虽不宽但深可没人。隆冬将至,河水寒冷刺骨,岸边水流缓慢之处,已经结了薄冰。因想不到逃犯会冒着被冻僵的危险泅渡,因而此处防犯稀疏。土生发现这个漏洞,跃入河水,他的目的地榆林府刚好在东面,是顺流而下,所以游出二里多路不算费力,但确实冻得他几乎全身僵硬,险些爬不上岸来。幸亏肤郡一带他比较熟悉,上岸之后,他顶着刺骨的夜风,哆哆嗦嗦地摸进了城外的一家酒馆,向老板谎称自己是个驴贩子,被贼人打劫,扔进水中,虽死里逃生,但已身无分文。老板尚有善心,听他口音又不是外地人,亲不亲一乡人哩,就给他沽了一碗枣酒,烧了盆炭火,让他暖回了身子,烤干了衣服。土生是个知恩报恩之人,后来他寻到机会,让这酒馆老板发了一笔小财,那时他的身份已是肤郡城内一家规模不小的商号的老板。
在酒馆中熬到天明,土生告别了老板,走了出来。肤郡城虽已在身后,但他并没有放松警觉。他不是就此赶路,而是钻进了一条山沟沟,找了个放羊人避雨的土洞洞,爬了进去,整整睡了一天。黄昏时分才醒来,啃了一个干摸,绕开大路,只走沟沟坎坎,继续向米脂城走去。因走夜路,速度缓慢,他第三天后半夜才算到了米脂城下。他本想一头扎到桂桂娘家去好好歇息一夜。这几天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确实让他疲备不堪。但是,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桂桂娘家门口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东西在晃动。他的心缩紧了,贴在墙根,向前凑了凑,仔细看去,原来是手持快枪的士兵。他顿时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目标明确的案犯。为了缉拿他,连他婆姨的娘家都安下了士兵。他只好转身离去,继续落荒而逃。但他知道需要改变一下面貌了,既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那么他的面貌自然会被描绘成图像,张贴于城门。
他稍微思考了一下,便寻到一家骡马店外,越墙而入。进到院内,找到马棚,拔出护身用的匕首,从灰驴、白马、黑骡子尾巴上各割下一些毛。然后又翻墙而出,爬到土坡坡上,挖了个小坑,撒了泡尿,用刀子蘸着尿液刮光了头发,又找了棵松树,在树干上砍上几刀,用淌出的松脂把灰、黑、白的牲口尾巴丝丝粘到了下巴上,羊肚肚毛巾往头上一扎,戴了几年的礼帽扔进山沟沟,羊皮坎肩翻穿在身上,把背一弓,不存细看,真认不出他是个年轻后生,只当他是个老汉哩。凭着这身打扮,天蒙蒙亮时,趁着守城的士兵睡眼惺松,他混过了米脂城。
第三道关卡严格地说并不是防范和缉拿土生的,而是榆林府督军在大灾之年为了防止陕北不多的粮食外运而设立的。一些粮贩子想趁此机会大发一笔,将乡下一些大户人家存粮高价收购,到榆林府卖得更高价格。督军倒不是怕商家发财,而是怕河东山西省的军阀在粮食问题上给他来个釜底抽薪,将这些粮食悄悄搞走,造成榆林府更大的饥荒。因而,凡是粮队,只要不是军队押送的军粮,一律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