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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比胥吏级别更低的是衙役，比如更夫、捕快、狱卒之类。这些人根本就是&ot;民&ot;，最初都是从民众当中征发来无偿服役的。既然是无偿服役，自然并无薪水，只有伙食补贴，叫&ot;工食银&ot;，其数亦不过每日二三分，仅供夫妻二人一餐之用。这在帝国，已是&ot;皇恩浩荡&ot;。因为其他被征发来无偿服役（比如修城墙）的民众，政府是连一餐饭都不管的。但在这些人，却是生计维艰。因为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在衙门里当差。不像其他民众，尚有别的活路。

然而尽管如此，愿意担任县官、胥吏、衙役的仍大有人在。原因就在于这些职务虽然薪资极低，权力却很大，也很威风和排场。前已说过，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它的一切都是靠权力来维持，也是靠权力来运作的。因此，为了维护权力的至高无上，帝国从来就不惜成本，不吝代价。这样，一个人，只要拥有了帝国赋予的权力，他就有了高于一般民众的地位，哪怕他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只不过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蕞尔小吏。但由于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帝国，就不能不让一般民众胆战心惊。换句话说，胥吏和衙役虽然不是牧羊人，却好歹也是牧羊犬。这就足以让&ot;羊&ot;们敬畏。

州官县官的权力就更是大得吓人。作为朝廷派遣至州县的&ot;牧民之官&ot;，他集司法、行政和监察之权于一身，在一州一县之内令行禁止，生杀予夺。由于上级部门非有大事不会过问，僚属、胥吏、衙役、百姓又全无监察之权，因此县太爷们完全有可能&ot;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ot;，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让治下小民魂飞魄散，家破人亡。也因此，历史上又有&ot;灭门知县&ot;和&ot;破家县令&ot;的说法。

一方面是权力极大，另一方面是薪资极低，那么，有谁不用手中的权力来换取好处呢？

最常规的做法是收取&ot;耗羡&ot;。我们知道，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纳税完粮。运到国库【文】里的，便既【人】有银子，也有【书】粮米。但从【屋】地方到中央，千里运粮，岂能不损耗？碎银子要铸成元宝，损耗也在所难免。然而户部收缴的银粮，却要求足银足米。因此，只能在收银收粮的时候多收一点，叫&ot;米耗&ot;和&ot;火耗&ot;。米耗，就是多收的粮；火耗，就是多收的钱，统称&ot;耗羡&ot;。这是于事有理于法有据的，不能算作违法乱纪。问题是&ot;耗羡&ot;的计算方式却很含糊。地方官在计算损耗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算多少，而是会再多算一点。这就有了一笔额外收入。这笔额外收入，既不是贪污，也不是受贿，只能说是&ot;税外收费&ot;，因此历来就被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还有种种灰色收人，如&ot;公事&ot;、&ot;规礼&ot;、&ot;罚赎&ot;等。公事，就是乡里来县办事时送的红包；规礼，就是逢年过节地方商贾缙绅送的礼金；罚赎，则是赃罚赎罪之银两。这些自然都落入州官、县官腰包，数目也相当可观。比如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一次革去的各种不正当收入，就达六千两之多。这些所谓&ot;不正当收入&ot;，其实还是常规性的，官场上习以为常不被看作腐败的。如果州县贪得无厌，则还会层层加码，以至于&ot;征收有羡余，又有额外之征；罚赎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罚&ot;（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七）。这一州一县民众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州官县官以权谋私，胥吏衙役也不含糊。他们以权力换取好处的办法和门路并不比长官少。因为长官&ot;君子动口不动手&ot;，收租催赋、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便都是胥吏和衙役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最&ot;廉洁&ot;的，也会在下乡收粮时白吃白喝，代交诉状时收取茶钱。而且，由于吏员不受官员回避乡里、期满调任的限制，因此为吏者往往世代为吏，以至于&ot;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ot;，胥吏成为横行一方、连官都要让他三分的&ot;地头蛇&ot;。对于这样的地头蛇，老百姓除了花钱去&ot;摆平&ot;以外，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

事实上，如果县官只不过收点&ot;耗羡&ot;，胥吏和衙役也只要点&ot;茶钱&ot;，这一方百姓的头上就要算是&ot;青天白日&ot;了。可惜帝国默许的&ot;税外收费&ot;并没有谱，州官、县官、胥吏和衙役们又欲壑难填，结果百姓们便只好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盘剥。比如依照《大清会律》的规定，各地驿站（机要局、邮政局兼招待所）的号糙（驿站喂马的糙料），应由地方财政拨款向当地民众购买，所需经费则从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然而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却是让老百姓无偿缴纳号糙，政府并不给钱。这就已是盘剥。更可恨的是，糙民们在交糙时，还必须向驿站的吏员和差人送银子，而驿站的秤也从来就不准。于是百姓们在缴完了皇粮国税以后又被盘剥三次：白交，多交，还要送红包（请参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最黑暗的是司法腐败。比方说，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都家财已尽时，才&ot;各打五十大板&ot;，糙糙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糙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比如某地发生盗案，则将被盗人家周围富户全部假定为有窝赃嫌疑，予以拘捕，然后从上到下地收取贿赂。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帝国的子民在这种&ot;牧羊人&ot;的&ot;放牧&ot;之下，除了不断献出&ot;羊毛&ot;甚至&ot;羊肉&ot;之外，几乎已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小命。

第四章官员代理三权力的赎买

州县体禄太低而权力过大，只是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它既不是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追踪州县盘剥所得的去向。

去向也很简单：一部分落人私囊，一部分孝敬上司。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包括&ot;耗羡&ot;在内的额外收入是只有州县才有的，因为只有州县才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ot;牧民之官&ot;。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常规税费之外加收加派。这就会造成极大的失衡，即级别最低的州县的收入，竟大幅度地高于府道、抚督和中枢官员（京官）。这当然绝不可以，事实上州县也不敢独吞自肥。他们的这笔额外收入，是要拿出相当部分来孝敬上级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名目，也要有一个规矩。没有名目，便会有行贿嫌疑；没有规矩，则无从把握分寸。好在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帝国的官员们从来就不缺乏智慧，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案很快就在实践中产生。它的名字，就叫&ot;官场陋规&ot;。

官场陋规又叫&ot;规礼&ot;，也就是照规矩要送的礼金。这些规礼包括临时性的和常规性的两种。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夏各一次，分别叫&ot;炭敬&ot;（取暖费）和&ot;冰敬&ot;（降温费）。再就是&ot;三节&ot;（春节、端午、中秋）、&ot;两寿&ot;（领导和领导的太太过生日），要送&ot;节礼&ot;和&ot;寿礼&ot;。礼金的多寡，因地（穷县富县）因职（肥缺苦差）而异，但不送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