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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并非偶然，正是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使得布伦塔诺哲学对卡夫卡的影响令人格外关注。一种广阔的视野让人看到，在卡夫卡的人生与布伦塔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血肉相关的联系。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两者都是中欧和奥地利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和生存之反映。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对布伦塔诺哲学情有独钟，绝非偶然。同样，这也许说明，为什么高度抽象的布伦塔诺哲学对不善抽象思维的卡夫卡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甚至，这也许还能说明，为什么后来卡夫卡成为现代派小说公认的开创者，并反过来对生存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卡夫卡与布伦塔诺思想血肉相关的联系中，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当代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不难理解，布伦塔诺哲学首先要求人们真诚而明彻地站在&ot;生活世界&ot;的大地上，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对繁复而又自以为是的心理世界进行重新检讨。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那就是&ot;设身处地&ot;‐‐既针对他人，更针对自己。这一思想精髓首先是对卡夫卡心理需要的一种满足。在破碎的土地上，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和战战兢兢的生存中，面对自己悬而未决的存在和深不可测的不安，如果一个人不幸生而为&ot;最瘦的人&ot;，不具备足够的&ot;物质性能量&ot;，无法与一个哥伦布的世界展开&ot;肉搏&ot;，但又不愿意牺牲内心的自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真诚和明彻去换取廉价而扭曲的安全感，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存之舟在现实的大海上轻易地被倾覆，那么，他就只有不断审视和检讨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实现心理平衡，&ot;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ot;。对于卡夫卡来说，不管是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还是认识世界，主要都出于生存的需要。固然，在一个基本上以物质性能量为准则的世界上，理解别人常常意味着放弃自己，但是，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过，在&ot;走投无路&ot;的情势下，一种真诚而明彻（哪怕是在潜意识的层次）的放弃，实质上往往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布伦塔诺哲学潜在地为破碎的人、为&ot;最瘦的人&ot;、为永远不安的犹太人准备了一种存在精神、一种生存思想、一种心理眼光。

1904年，正在定期参加&ot;布伦塔诺沙龙&ot;的卡夫卡在致友人信中说：&ot;我们像搜查鼹鼠一样去检查我们自己，当我们从隐蔽的、用沙土造的地窖走出来的时候，都蓬头垢面，身上沾满污垢。&ot;在同一封信中，卡夫卡深刻的自我分析又使人感到他自己就像一只为不安的存在而终日操心操劳的鼹鼠：&ot;我们在不停地装饰自己，暗暗希望，这些装饰品能成为我们的本质特征。当别人问起我们的生活目的时，我们总是习惯地摊开双手，好像对某一事情下断言，是荒唐可笑的、是多此一举。&ot;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45－46页。约20年后，在自知必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卡夫卡写作了小说《地洞》，在全部3万字的篇幅中，他用惊人的细腻笔触刻划了一只至为弱小但又本能地渴望活下去的鼹鼠。在危机四伏的&ot;生活世界&ot;，为了生存，它无休无止地对自我和他人进行不厌其烦的心理分析和检讨，并根据其结果采取相应的&ot;装饰&ot;和补救行动，实际上，所有这些&ot;装饰&ot;和补救就构成了它几乎全部的生活。在参加&ot;布伦塔诺沙龙&ot;期间，卡夫卡写下他第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一场斗争的描写》，其中两个部分后来曾经发表。根据现有的资料看，这篇小说可能正是对布伦塔诺&ot;设身处地&ot;哲学的一个图解。小说描写&ot;我&ot;与一位新相识在一段旅途上的经历。一路上两人情绪和经历都变化无常，宛如梦境。后来&ot;我&ot;爬到树上入睡，醒来后看到河对岸若干人往河里走来。后来其中一人讲述一个恳谈者的故事，与原来整个故事毫无关系，然而，&ot;我&ot;又出现在这故事中的故事中，&ot;我&ot;把&ot;田野中的杨树&ot;和似乎毫不相干的&ot;通天塔&ot;、&ot;挪亚&ot;等等联系起来，正在这时恳谈者说：&ot;我很高兴，你所说的话我都没有听懂。&ot;通过这种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描写，卡夫卡大概是想表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体认世界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有一个全然自我的世界，一个全然自明的存在。它具有全然的主体性、个体性、个人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存在，一种生活。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从根本上说没有可能，只是，对它们的&ot;描写&ot;却有可能。《一场斗争的描写》正是这样一个描写。也许，这种对不可描写之物的描写，正好表明了卡夫卡为了生存而&ot;拥抱&ot;和理解世界的心理倾向。也许，卡夫卡从布伦塔诺哲学中找到了一种健全而合理的两面性，使他得以用一种一无所是而又无所不是的世界观去认同世界，从而肯定自己的生存。

当然，一种深刻的方式往往也是一种危险的方式。至少在最初阶段，卡夫卡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容易作为一条重要的因素导致自我的困惑。有人正确地指出，在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中，许多人物具有犹豫不决的特点，对周围环境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疏隔感，行动没有目的，甚至无所适从，往往被非内在的作用力所支配。在1908年的《乡间的婚礼筹备》和1912年的《判决》中，这些特征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