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大亮了,头天晚上折腾得太晚,又聊了半宿的天。我们都睡过了。老廖直埋怨自己怎么忘了上闹了。好象是他的错一样。星期一的早晨又是最堵的时段,我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溜进办公室,看见王惠正要进会议室,看见了我,如果在往常,她可能会挤眉弄眼地挑逗我一番,无非是“昨晚上又玩大了吧,早上起不来!”。今天她看见我就是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我想可能是急着开会吧。
等着电脑启动的工夫,我还是找了个没人的会议室给老廖打了个电话。他还在开着车。我告诉他昨天在机场碰见王惠和老史了。老廖说:“他们看见咱们了吗?”我说:“不知道。”老廖说:“她要是问起来,就说我们是在机场里遇见的。”我答应着放了电话。心里想着,四个熟人,在机场同时巧遇,靠,这运气应该去买彩票了。
吃午饭的时候,我去找王惠,她不在办公室,可能已经下去吃饭了,在公司里我们尽量保持着距离,我很少来她的办公室找她。她的办公室出奇地整齐,桌面上干干净净,旁边的书架上摆着王惠父母的照片,还有一排王惠的奖杯,奖牌。窗台上有一束玫瑰,象是刚刚送来的,还带着水珠。
正在想着要不要去老廖那吃饭,一回头,王惠回来了。我问她吃了吗。她说约了老史一起吃午饭。我想起昨天在机场遇见他们。问道:“有人送花啊?”她白了一眼那花,但还是没忍住,乐了。说道:“咱们一起去吃吧。今天老史请客。”。我们到小王府的时候,老史已经在里面了,我们都叫他老史,其实他和我一样大,都是大学刚刚毕业,他来中国是一个短期的合同。还不知道合同满了去做什么。他和王惠两个人见了面行“比族“礼,就是分别在脸的两边亲一下。然后两个人就亲亲热热地坐下来,两个人有点客气地把菜单递给我点,让我点。再傻的人也看得出来两个人在恋爱。
我趁点菜的时候问王惠:“怎么着,我不在这几个星期,你们好象没闲着啊?”
王惠说:“说对了,趁你不在,该说的,该办的,全搞定,一点都没浪费。”
我说:“是刚落听的吗?怎么我以前没觉出来呢?”
王惠笑了笑:“谁知道你在忙什么呢,都顾不上我们了。”
觉得她今天话里有话,我转移话题:“你俩可真够能抻的,你们都认识多久了,是他笨还是你笨?”。
王惠笑笑,不说话。老史听不懂我们说什么,但是也猜得差不多。我们都没有提起昨天在机场的事,一顿饭,匆匆吃完,回去上班。
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老史也很喜欢我,并不觉得我是个灯泡。两个人在一起挺热情的,我说他们是天雷勾动地火。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有点内疚,是对老廖。本来时间就不多,应该多陪陪他的。另外多多少少也觉得有点无奈,和他们阳光下的爱情比起来,我们是地下工作者。但是也就是一想而过。我已经很知足了,毕竟感情是用来体会的,我们有自己的一片天,用不着拿出来展示给人看。
与我的谨慎不同,老廖有很多哥们,他一点也不知道避讳,去哪都带上我,我和他的那些哥们都玩得不错,喝酒,唱歌。我每个周日回父母家,也带老廖回过几次家,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一起去他父母家,他的父母都是艺术系的老师,一个教唱歌,一个教钢琴,都是热情而简单的人,老廖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我爱吃红烧肉,老廖的妈妈什么时候做了,都会想起我。他们的影响在老廖身上看得清清楚楚。
老廖的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一起陪他妈妈去他们学校的医院输液。老人的心脏不好,每次输液都要很久,那天他妈妈睡着了,我靠在另一张病床上看报纸。周末的病房里只有我们三个人,非常安静,翻页的声音都显得很大,我怕吵了他妈妈,就出来到走廊上看。天已经黑了,走廊里有一溜白炽灯泡,我坐在长椅上,就着灯光看报纸,一会儿,老廖出来了,递给我一杯热水。
我放下报纸,看着他说:“你回去看着吧,甭管我。”
老廖说:“没事,还得一会,慢慢输吧。”。
说着在我旁边坐下来,灯光下,我把报纸铺在他的脑袋和后背上,给他读新闻。走廊里静悄悄的,那一溜灯泡幽幽地发着光,水磨石的地面上纤尘不染,曲曲弯弯地反着灯光,象是谁撒了一路的水印。老廖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说道:“我这么说有点不吉利,但是有一天你病了,我也愿意这么伺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