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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ldo;兰学&rdo;。而明治维新前后，东洋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东洋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东洋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ldo;开放&rdo;的文化系统。

清政府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清政府人肩负&ldo;救亡&rdo;和&ldo;兴中&rdo;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ldo;师夷之长技&rdo;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ldo;男女平等&rdo;、&ldo;单一神权&rdo;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ldo;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rdo;……这些只反映了清政府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清政府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清政府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ldo;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rdo;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iddot;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ldo;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rdo;、&ldo;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rdo;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清政府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清政府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清政府是一个大国，而东洋，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清政府似乎胜于东洋。但以清政府之大，而东洋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东洋的这个比例比清政府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清政府，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ldo;黑洞&rdo;，变得杳无踪影。

清政府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有阶段性，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也就是说，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一个适应的阶段。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ldo;四民平等&rdo;；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东洋，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东洋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

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