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历史上,上述变化一般是由私人商业企业为前导的;而且,当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大量的非法行为。后种情况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干涉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这不仅表现为要求当地政府改正过去的错误,并承诺永不再犯,还表现为要求为此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而宗主国的勃勃生气会使这种统治趋于加强。这就好比一粒种子如果被播下,它的发芽、生长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条件所决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主宰一块土地的不是当地的抵抗,而是与其同类的国家的抗衡作用。
上述情况存在于印度过去的历史之中----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时代也有大量表现。在埃及,不同国家影响的抗衡过程刚刚结束,与人们一开始的估计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一国主宰局面形成了,这和印度的情形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在继续。不过有几个国家参与竞争,这种局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