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当代条件下,国内贸易只是滨海国商业活动的一个部分。从外输入的必需品或奢侈品必被运进其港口,要么用自己的船只,要么用外国船只。返航之时,可以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而无论它们是土地的恩赐,还是人类双手的成果。运输商业使用本国船只,正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因此而来往穿梭的船只必须拥有可以安全返回的港口,并且还必须尽可能远地在整个航程中接受所在国的保护。
在战争时期,这种保护还必须通过武装航运而加以扩展。一支海军的必要与否,从狭隘的词义来看,来源于一支和平运输船队的存在,并随之消失而消失。当然,这得除去一个国家怀有侵略趋向的案例----它维持一支海军仅仅只是作为军事机构的一种分支。由于美国目前尚无侵略意图,并且其商业服务已不复存在,不断缩小的武装舰队和通常对此缺乏兴趣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了。当由于某种原因,海上贸易再度被认为需要付出代价,一种膨胀到足够大的船运利益就将东山再起,促使战争舰队的死灰复燃。当穿越于中美洲地域的河道似乎趋于成为现实,欲望的冲动就完全有可能强烈到产生同样的结果。然而,值得质疑的是,由于一个和平的、爱好实业的国家并不那么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又必须具有足够的军事部署,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它的成算又有几何?
当一个拥有非武装与武装的舰船的国家,让其船只离开本土,远航于他乡,不久就会感觉到船只依赖于和平贸易、避难场所和供给的观点是有必要的。在今天,虽然陌生但不失友好的港口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只要世界和平得以延续,它们所获得的保护就是足够的。然而,事情并非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而美国正是通过和平的持久延续而获益非浅。早期,商贸海员不断在新的与未探索地区寻求贸易,在冒着来自疑惑或敌对国家的失去生命与自由的风险中谋财获利,并且在收集有利可图的货物方面,迟迟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凭着直觉,他们在其贸易航道的另一头往往寻求一个或更多的站点,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恩赐。在那里,他们能使自己或代理人处于一种合理的安全状态之中;在那里,他们的船队能够秋毫无损;在那里,本地有利可图的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收集,期待着本国船队的到来,能够将它们运载到自己的祖国。由于巨大的利润与风险并存,在早期的航行中,诸如此类的建制自然而然地大量繁殖,并演变成为殖民地;而它们的最终发展与成功则依赖于它们得以出现的那个国家的政策与天赋,并因此形成为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海洋史的一个庞大部分。并非所有的殖民地都是具有上述那种简单而又自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许多殖民地在其孕育、形成,在民众的统治者而非单个个体的行为等方面,是更为正式并且纯粹政治意义上的。然而,贸易口岸及其随后的扩大,最初只是冒险家寻找利润的工作,就其理由与本质而言,与刻意组织与建立的殖民地并无区别。在两种情况下,本土都在外国土地上赢得了一块立足之地,寻找到它输出物品的新的入口,成为其航运的新范围,能够为其人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自身谋求舒适与财富。
然而,商业的需要并不是在道路的另一端获取了安全,就能全部得以满足。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各大海洋之中经常充斥着敌人的踪迹。在殖民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洋之上弥漫着无法无天,而对此的记忆如今已几乎荡然无存。在海洋国家之间,稳定和平的时日寥如晨星。这就激起了对沿途站口的需求,正如同好望角、圣海伦与毛里求斯一样,它们最初的形成并不是由于贸易缘故,而是出于防御与战争。需要占据诸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等要塞的需求,其价值主要是战略性的,尽管并非完全如此。殖民地与殖民要塞就其特质而言,有时是商业性的,有时又是军事性的,而如同纽约,同一地位在两种观点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实属例外,
在这三件事情方面----生产,具有交换产品的必需性;航运,借此交换才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了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这一点被认定为大部分历史与政策以及濒海国家的关键所在,这种政策随着时代的精神以及统治者的性格、见识的变比而变化。然而,濒海国家的历史与其说是由其政府的高明与远见。还不如说由其民众的地位、范围、组合、数量及性质来决定的----无论如何称谓,以一言以蔽之,还是自然状况决定的。然而,必须承认并且必将发现,明智或不明智的个人行为,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于广义的海洋霸权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确定性影响。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上的军事实力----它以武力的方式统治着海洋或部分海洋----也涉及和平贸易与航运。唯其如此,才能自然而又健康地诞生一支海军舰队,才能使其稳如泰山。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主要因素可列举如下:
1地理位置;
2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领土范围;
4人口数量;
5民众特征;
6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
一、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