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九&iddot;一八&ot;事变和黄金梦(3)
问:当时的目的就是想个办法,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引起纠纷,把外国的注意力引到那方面去,而使满洲国能够独立吗?
答:是这样。
问:结果是办成功了……
答:是的。后来在三月建立了满洲国。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
问:是说干得好吗?
答:是的。说幸亏你这么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他把我称赞了一番。
把溥仪挟持到旅顺后,板垣一边窥测风云寻找时机,一边上窜下跳,加紧了成立伪&ot;满洲国&ot;的筹备活动。1932年1月,板垣带着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回国向内阁汇报情况,破例受到天皇的召见和嘉奖。根据板垣的汇报,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的一个《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确定在东北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ot;独立国家&ot;。他先后两次跑到旅顺会晤溥仪。第二次晤面时,他成熟的计划拿了出来。他对溥仪说:&ot;这个新国家的名号叫&39;满洲国&39;,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ot;说着,又从皮包里掏出《满洲人民宣言书》和五色&ot;满洲国国旗&ot;,放在溥仪面前的茶几上:&ot;当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阁下被推戴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39;执政&39;。&ot;溥仪一直指望恢复帝制,重新当皇帝,听板垣这么一说,大为不满,便向板垣陈述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板垣自然不同意。溥仪坚持说:&ot;没有皇帝的称谓,我溥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必失。皇帝的称谓是列祖列宗留下的,我若把它取消了,便是不忠不孝。&ot;在争执中,板垣青白的脸上浮着神秘莫测的微笑,不文不火,只是两只手不停地搓动。临了他阴着声音说:&ot;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ot;
溥仪拒绝了板垣后,他身边的臣属郑孝胥提醒他,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否则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当晚,板垣举行酒宴,他召来一大批日本妓女,给每个宴客配上一位,侑酒取乐。他把斯文抛得一干二净,左拥右抱.举杯豪饮,脸色越来越青,与地狱里的厉鬼无异。溥仪一直捏着汗偷窥着这张阴森可怖的面孔,想分辨出自己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他只看到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
溥仪翻转悬吊了一夜。第二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等人召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要他们转告溥仪:&ot;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ot;被自己煎熬了一夜的溥仪听到这个话,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下,溥仪于1932年3月9日穿上西式大礼服,在日本关东军的膝下举行了就职典礼。宣誓,祝词,升旗,照像,举宴,伪&ot;满洲国&ot;就这么正儿八经地成立了。
远东军事法庭揭露,板垣征四郎早在1930年5月就对人说过,他对解决&ot;满洲问题&ot;已有了一个&ot;明确的想法&ot;,主张以武力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ot;新国家&ot;。判决书指明:板垣&ot;自1931年起,以大佐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的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39;满洲事变&39;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和指导了这项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39;满洲独立&39;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39;满洲国&39;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ot;
板垣因阴谋侵吞中国东北&ot;功勋卓著&ot;,官运平步青云,1932年8月破格晋升为少将,1936年升中将,后又升为陆军大将,官至陆军大臣,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第五师团师团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司令官、第七方面军司令官等职。从&ot;九&iddot;一八&ot;事变后至日本投降,他又染指内蒙,致力于建立内蒙和华北的伪政权;&ot;七&iddot;七&ot;事变爆发后率兵侵入华北,指挥部队烧杀淫掠;在今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挑起同苏联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策动建立汪精卫傀儡政府;在朝鲜和东南亚诸国任司令官期间,屠杀人民,奴役、虐待俘虏和劳工,因克扣他们的粮食,至使他们到了生食死人肉以果腹的地步。这个狠毒的法西斯军人还把他的儿子送到&ot;神风&ot;特攻队,割下自己身上的血肉奉效天皇。
从黑血浮沤里爬出来的板垣罪无可绾。中国检察官倪征等对他进行了历时三天的讯问,并特意传讯当时被羁押在苏联伯力的溥仪到庭作证,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冥顽不化的板垣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判定他犯有破坏和平罪;&ot;进行了对中国、美国、英联邦、荷兰及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ot;还判定他犯有&ot;违反战争惯例和违反人道罪,应对南洋群岛数千人的死亡与痛苦负责&ot;。据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对板垣征四郎处以绞刑。
板垣1885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祖父与父亲都狂热尚武,同时又都是愚顽的神道教徒。入狱受审之后,板垣便埋头静研佛教的法华宗,攻读了20余册经卷。他读得极其认真,由于对古印度巴里语经卷中关于释迦牟尼的最后一句存疑,他请人找到一位京都大学的巴里语学者,写信向他求教。与他在法庭上的表现相对照,不能说他这是在寻找通向忏悔和人性回归的道路,而只能反映出他内心的顽固、衰弱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