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报》来约我把我舅舅的传记写完,并且说,我想写啥就写啥,他们连稿都不审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很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你要回答:你为什么要虚构成这样,动机何在,是何居心,简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固然可以辩解说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人家也可以把眼一瞪,说道:我觉得这种事就不该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则是你把眼一瞪,说道: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写?我解释出来,你能听懂吗?很显然,这最后一种情形对作者最为有利,这也是我拼命要拿哲学照的原因。报纸关心这些事的原因是:作者出了问题,报纸也会被停刊、罚款。所以我舅舅的传记又开始连载时不叫人物传记,而叫哲理小说了。读者反应还不坏,有人投书报社说,狄德罗写过《拉摩的侄子》,现在我们有了《我的舅舅》,实在好得很。还有人说,不管它是人物传记也好,哲理小说也罢,总之现在又有得看了。讨厌的是哲学界的同行老来找麻烦,比方说,有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著文攻击我说:《我的舅舅》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父权制社会下个人受压制的故事,可惜这个故事被歪曲了。那位舅舅应该是女的(这样她就不是我舅舅,是我的姨妈),而f应该是男的(这样他就不叫f,叫作)。这真叫扯淡,我舅舅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想必你也知道了:大多数女权主义哲学家,不管她叫ju兰也好,淑芬也罢,净是些易装癖的男人,穿着高领毛衣来掩饰喉结,裙子底下是一双海船大小的高跟鞋,身上洒了过量的香水,放起屁来声动如雷;搞得大街上的收费厕所都立起了牌子:哲学家免入。你可以说我舅舅是数学家、小说家,但不能说他是哲学家;故而不管他所处的社会是不是父权社会,他都是男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不过凑巧是男的罢了。
说到我舅舅是男的,我就联想到我的哲学论文。众所周知,我是免了资格考试去拿哲学博士的,这种情况非常的招人恨。学位委员会的人势必要在答辩时给我点颜色看,故而做什么论文十分关键。假如我做科学哲学的论文,人家就会从天体物理一直盘问到高深数学,稍有答不上,马上就会招来这样的评语:什么样的阿猫阿狗也来考博士!学两声狗叫,老子放你过去。我做的是历史哲学论文,结果他们搬出大篆、西夏文、玛雅文来叫我识,等到我识不出来时,他们就叫我自杀。我赖着不肯死,他们才说:知道你有后门我们惹不起。滚罢,让你通过了。从以上叙述可知,哲学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相关学科。女权主义哲学其实是最好的题目,只要你男扮女装到学位委员会面前一站,那些女委员都会眼前一亮。再说,除了花木兰、樊梨花,她们也真盘不出什么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现在女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特别多。我师妹也劝我做女权主义哲学,她说在这方面朋友多。我宁愿忍辱偷生,也不肯扮作女人。虽然我已说过,身为妇女儿童,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是一个护身符。还有一个最管用的护身符,那就是身为低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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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舅和f熟了以后,就常到f家里去作客,有时候他是臭老九,有时候他是波将金,有时他是犹太人;f有时是红卫兵,有时是女沙皇,有时是纳粹。在我的故事里,他始终也没有变成老屁,始终保持了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和沉郁的神情。这和历史不符,但我现在是哲学家,另有所本。所谓沉郁的神情,实际是创造力的象征。这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说我舅舅到死时还保有创造力,这也与事实不符。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非常短暂。有的人活到了三十岁,有人活到了四十岁。有的人根本就没活过。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实际上,从丧失了创造力到自己觉察到,还要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两位实际死掉的时间要早得多。
我现在还保有创造力,有关这一点,小姚阿姨是这么说的:你有点像你舅舅,就是比他坏得多。而我那位作督察的师妹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一见到就想揍你一顿!众所周知,挨揍不是什么好滋味。她为什么那样的爱揍我是一个谜。她的头发有点自来卷,肤色黝黑,总爱穿黑色的内衣。她还有件夏天穿的绉纱上衣,是白底黑点的,领子上缀了一条黑丝带。说实在的,我就怕执照出毛病,但还是出了毛病。我给我师妹打电话,她说:连哲学照你都给弄上了洞,本事真不小啊!说吧,这一回你想要什么照?我说:这回什么照都不想要。你能不能介绍我到出版署工作?她沉吟了一阵说:师哥,你可要想好了。你要是在我们这里工作,写什么是都方便。但是出了毛病,就要往脑袋上打洞了。我说:打就打。晚上我到你那里去,要不要再带瓶人头马?这件事告诉我说,所谓创造力,其实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作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
我和我舅舅不同的地方是我有点驼背,皮肤苍白,胸前只有一些肋骨,没有肌肉。这是很不体面的,所以我加入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到那里去举哑铃,拉拉力器。练了一天,感觉肌肉酸痛,就再也不去了。夏天我也到海滨去过,在那里的沙滩上晒太阳,不过我又没耐性在沙滩上躺太久。所以我的皮肤还是像一张白色的无光纸。唯一像我舅舅的是那杆大枪,我师妹见了这个模样就捂着嘴笑起来说:师哥,你真是逗死了——快收起来吧。我不是我的舅舅,我师妹也不是f。我觉得她有点喜欢我,因此很放松,嘻嘻哈哈的,再加上她老叫我“收起来”,所以什么事也搞不成。因为这个原故,后来我就没当成出版署的公务员,也没当上我的师妹夫,这后一种身分又称“出版署家属”,非常好的护身符。我还拿着打了两个洞的哲学家执照鬼混——用它还能把我舅舅的故事写完,以后怎么办,再想办法吧。下篇:我自己
第一章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分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的钱财帐也两清了——这笔帐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公司的人对我说,假如把你移交给司法机关,起码要判你三十年徒刑,还可能在你头上打洞,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身分,我的名字叫,我有一张蹩脚中学的毕业文凭,让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当工人,还给了我五块钱——考虑到我在银行里的五十万块存款都将归公司所有,只给这一点钱真是太少——然后开车送我去新的住处,有一样东西不用他们给,就是我的新模样。安置以前我有一点肚子,甚至可以说在发胖,现在已经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说明,我现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错误,还有影she错误,因而万劫不复了。这后一条错误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会发现的。我绝不敢说公司这样检举我,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营业额。我只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这个故事到此就该重新开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个,他是个又瘦又高、三十岁的男子,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丝衬衣,一条黑色的呢料裤子,一双厚底的皮鞋,钻进了一辆黑色的大汽车(这辆汽车和殡仪馆的汽车有点像,并且也被叫作送人的车),前往东郊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有两个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并且在汽车后座上不断地敲打他的脑袋,拍打他的面颊,解开他衬衣的领扣,露出一小片苍白、削瘦的胸膛,说一些尖酸的话,但是意在给他打气。后来汽车在一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旧砖楼前停了下来,同去的人在他后背上推了他一把说:你到了,并且递给他一张窄行打印纸,说:该记着的事都在上面。从车上下来,走了几步,拍了一下前门,司机把玻璃放下来。说:能给我几支烟吗?司机取出一个烟盒,往里看了看,说道:还有六支。递给他,并且问道:还有事吗?摇摇头,转过身去,汽车就从他身后开走了。
此时天色将暗,旧楼前面有很多乱糟糟的小棚子。因为天有点凉,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就走到那座旧楼里去,爬上砖砌的露天楼梯。那张打印纸上写着“407”,也就是四楼七号。走廊上一盏灯都没有,所以也看不出哪里是几号。于是他随手敲了一家的房门,门开时,一个小个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门扇。想,我应该让她看个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声不响地站着。从敞开的门里,传来一股羊肉炖萝卜的气味。据我所知,既不喜欢吃羊肉,也不喜欢吃萝卜,所以他对这股气味皱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后让开了门,把头往里一摆,就走进去。这间房子里很热,因为有个房间里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说:往里走,给我看着孩子,饭一会儿就得。就朝里面走去,绕过了破旧的冰箱、破烂的家具,走进一间尿味扑鼻的房间,这里有两个小床,床上躺了两个婴儿,嘴里叼着橡皮奶嘴,瞪着眼睛看着他。想道,你们千万不要哭,哭起来我真不知怎么办好。这间房子里点了一盏昏黄的灯。那个女人在厨房里说:你会做饭吗?说,不会。她又问:会不会鼓捣电器?他想到自己过去学过物理,就说:会一点。于是她说:那还好,不是白吃饭。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说,被取消了旧身分,换上新身分)之前,我上过两星期的学习班。如前所述,参加学习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让你检讨错误,还讲一些注意事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也不要和过去认识的人取得联系,假如这样做了的话,“重新安置”就算无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也就不能一笔勾销了。我们当然明白,这是暗示我们将住监狱。重新安置了以后,我们既没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没有儿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会替我们处理,或者离婚,或者替我们抚养。要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挺有钱的,现在一切都归他们了。我记得讲到这里时,会场上一片不满的嘘声。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说:这就够好的了,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你们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现在你们都安置在北京城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用他提醒我这个。我只关心重新安置了以后,活不下去怎么办。公司的代表回答说,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会产生新的治安问题。他们不会让我们活不下去的。我们会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这些公司会安排。我认为,我未来的妻子是什么样的,最好现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认为,这不是我该、或者我配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