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作出的对&ldo;被压迫&rdo;民族的倾斜,把&ldo;压迫&rdo;民族即俄罗斯民族放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上。
列宁的路线在苏维埃政权年代得到了认真的贯彻。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居民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的处境比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更差。俄罗斯生产了多于需求的物质财富。多余的财富用到了提高民族&ldo;边区&rdo;这件事上。可人们又是如何对此作出评价的呢?我们可以从第比利斯事件、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其他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声中得出结论。
我专门从有关所谓俄罗斯帝国&ldo;占领&rdo;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共和国的著作中引用了一些资料。时间将表明,格鲁吉亚将来会&ldo;依靠&rdo;到哪一个岸边。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24位人民代表成员,选出了索布恰克为主席,同样出名的斯坦凯维奇为执行书记。&rdo;真是难以置信,后来,两人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之后,一个在列宁格勒,另一个在莫斯科,都开了小差:一个逃到法国,一个逃到波兰。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年,他们还都是推翻现存制度的带头人。
6月末委员会奔赴第比利斯开始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拟就了全体成员签字的结论和索布恰克向人民代表大会呈交的报告。
没有必要全部引证这两个文件。我只想谈谈文件中的某些论点,用我所掌握的结论对之加以评说。应当指出,调查委员会正式文件中的某些论点,有同索布恰克的发言提纲不相符合之处。比如,1989年12月24日在向代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他说,应把事件置于目前正在国内展开的统一的民族民主运动过程的大环境下加以考察。就这样,他把进行挑衅活动的民族主义者说成了几乎是&ldo;改革&rdo;的英雄。
委员会理应客观评价这些&ldo;和平游行&rdo;的实质和方法,游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以及委员会成员尚格拉亚的作用。怎么解释儿童、少年,学生跟自己的教师一起有组织地参加群众集会这一现象呢?难道用钢筋、刀子、削尖了的棍棒等武装起来的人们是在追求和平?
可是委员会却完全同情和姑息这些人。它指出,&ldo;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恐怖主义行为,也没有事实证明有人企图夺取政权、使用暴力或出于政治原因蓄意伤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rdo;
任何一种民主也不否认,为了维护秩序,必须有一个强力机构。但所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从人民代表到最高检察院代表,都是在谈论解决这种问题绝不可使用军队。5年之后,1993年,那位主要的民主派人士叶利钦,却为炮打俄罗斯议会而召来了正规军队。
委员会得出结论,政治责任和造成悲剧的责任应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在当时已是前书记了)帕季阿什维里和尼科尔斯基承担。科切托夫、罗吉奥诺夫、叶菲莫夫将军也要负违反纪律和行为过失的责任。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的职责是保证城市的秩序和安宁,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被责备了几句。为了体面,也提到了群众骚乱的主谋和组织者加姆萨胡尔季阿、采列捷利等人。但只是一笔带过,对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认真的评价。在当时,尤其是到了许多年之后的现在,事情看得很清楚,委员会完全是站在偏袒一方的立场上。
索布恰克报告后,苏联军事总检察长卡图谢夫讲话。他在某些观点上不同意委员会的结论,并对之做了自己的说明。也许就是因此代表大会才决定不公开发表他的讲话。&ldo;索布恰克委员会&rdo;、格鲁吉亚领导、军队领导、总检察院及大量报道之间的最大分歧是在使用工兵铲、使用毒剂问题上,以及当天为何有人伤亡的问题上。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事实。
关于工兵铲的神话。大家知道,当天夜间形成的局势,要求空降兵营采取行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59人的连队同人群总共只有十来分钟的接触。指挥部下令不发给士兵步枪和刺刀。工兵铲是防身的唯一工具。
空降兵营指挥员下令用工兵铲防挡飞来的硬物。说空降兵追捕卢斯塔维里大街上四散奔跑的人们,用工兵铲殴打他们,这纯属捏造。挨打的只能是那些攻击空降兵的暴徒。而且经医生鉴定,发现遭工兵铲击打的只有7人。但空降兵中却有3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大部分证人提供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证词,即:俄罗斯或中亚民族的士兵无缘无故地用工兵铲殴打姑娘,殴打试图用自己身体掩护妇女的男孩(或小伙)。所有证人的证言后来都进行了核查,上述事实没有一件得到确认。同其他证据放到一起进行分析后,调查人员认定证人在这方面的证词是不可信的伪证。
说军人用工兵铲残酷无情地砍打广场群众,这完全与实际情况不符,是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包括某些全苏的媒体)广为散播的不实之词。这一关于工兵铲的神话直到现在还在报刊上以讹传讹,被政客们有心无心地利用着。这个神话至今不泯的主要原因,是有些人想以此表明俄罗斯人民和苏联军队的残酷无情。这一类宣传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和有计划的行动,其目的是破坏苏联武装力量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