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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第1页)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作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象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璜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讯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作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喧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璜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义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饲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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