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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牛党全是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按理应该比靠祖宗福荫不学无术的李党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标准。如果不涉及到党派他们确然有不少可取之处，如牛僧儒的节俭廉洁和自持自律在唐政府内部堪称典范；可一涉及到党派之争就立即丧失理性，其偏狭短视比李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打击自己的政敌不择手段，不惜践踏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与比李党邪恶百倍连牛党也从心底蔑视的宦官结盟。事实上在党派之争中，只要能有效地打击敌对的政党，士大夫就是连毒蛇也愿意与之结盟，即使明知在打败政敌之后自己也随之被毒蛇吞食也在所不惜。

八二九年，李德裕在一代名相裴度的推荐下入朝就任宰相；牛党巨头李宗闵借助宦官的力量也被任命为宰相。两党巨头短兵相接，李宗闵因有宦官的支持显然占有上风。只几个月功夫，李德裕、裴度先后失去了宰相职位，牛僧儒回朝担任宰相。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ot;和亲&ot;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国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ot;中国跟吐蕃和解，唯&039;信&039;与&039;诚&039;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ot;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李宗闵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

育！

宋王朝的知识分子喜欢拉帮结党已是不争的事实。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ot;新党&ot;；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ot;旧党&ot;。士大人站在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包括与旧党思想体系合拍的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剥斥。旧党骨干吕诲在弹劾的奏章上说：&ot;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分。&ot;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至于著名的&ot;韩琦七项奏折&ot;，我在《痛心疾首说变法》一文中已经提到过了。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ot;洛党&ot;、&ot;蜀党&ot;和&ot;朔党&ot;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固执己见，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前文已经说过，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九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纪元前四世纪的公孙鞅在渭河流域策动的那场令处于草昧状态的秦王国一朝而霸，天下重归一统的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