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见他停了下来,便说,你知道的就这些?但你不知道,我妈妈一共生过五个孩子。她的话音未落,陆秋生再一次接了过去,说五个吗?我只知道四个。方子衿说,我二姐三岁的时候出天花死了。陆秋生接着讲述他所知道的方家情况,他说,你的大哥方文兴、二哥方文海、你的大姐方子钰和你。黄埔军校从广州搬到南京,抗战时又搬到重庆铜梁,你大哥在铜梁军校毕业后去了第一战区,在卫立煌的手下抗日,后来在中条山上牺牲了。你的二哥在宁昌读书期间,和一帮同学一起去了延安,但后来的情况,我没有查清楚。你的大姐,在保卫大宁昌的时候是学生军的骨干,并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方子衿挥了挥手,制止了他,说麻烦就出在这里。抗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追认我的哥哥和姐姐是烈士,发了一笔抚恤金。我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我爸爸妈妈说无论如何不能用这笔钱,这笔钱是我哥哥姐姐的命。他们两人一商量,拿着这笔钱,回到方家坝子买了两座山和一片地。他们把那两座山一座改名为文兴山,一座改名为子钰山,在每座山上建了一座衣冠冢。既然哥哥和姐姐的坟山在那里,没有人看管是不行的,他们请了两个亲戚守山,又把那些地租给了别人。
陆秋生一下子愣住了。他虽然不是土改干部,却知道土改政策。请两个人看山,等于是请了两个长工。请长工就是剥削。别管你家里有多少地,哪怕一千亩,只要是你自己种,那没什么事。而你如果有一亩地,并且将这地租给别人了,那么你就是地主。方家的情况,显然是一个特例,如果在城市划成分,是城市自由职业者。可是方家坝子的土地这笔账,无论如何是要算到他的头上的,那就是地主了。陆秋生被这个问题噎住了,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在方子衿的奶子上睃过来睃过去,就是没有给她一个答案。
过了好半天,陆秋生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立场。接着,他举起自己的手,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方子衿在培训班里无数次看到过革命者挥手的动作,那动作能够带起一阵狂风,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陆秋生大概也想弄出点那种气概吧,但他没有,他的手软绵绵的,像一根被风吹动的柳枝在那里晃动。他对方子衿说,出身的问题,成分的问题,不是她要考虑的,这个问题,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好。就算是被划成地主,那又怎样呢?出身不可以选择,革命的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最眼前的例子是他本人。他的爷爷是宁昌的大资本家,堂兄堂姐之中,至今还有站在反人民的立场,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跑到香港去的。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哥哥、姐姐、妹妹,都是坚定的革命者。
离开之前,陆秋生武断地挥了挥手,对她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来帮你处理。他怎么处理的,方子衿并不清楚。后来,内部确实进行了一些调整,却不包括她在内。几天后她接到了去恒兴人民医院实习的通知,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另外十四名年轻的革命者。
那天凌晨,方子衿从床上爬起来,脱下白底浅花的洋绸睡衣,穿上一件白府绸衬衣,又在外面套了夹袄夹裤,最后穿上那套黄军装。洗漱过后,她开始认真地梳理那条长辫子。学生队里曾掀起过一次剪辫运动,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把长辫子剪了,梳起了解放头。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剪掉辫子,无论别人怎样做工作,就是行不通。陆秋生是培训班领导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他坚持认为女生的辫子与革命并不可以画上等号,并且就此话题和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梳好这条劫后余生的辫子,她又开始仔细地打绑腿。这活儿挺细,需要巧力,许多男生学习打绑腿时间比女生长一倍。接下来,她开始打背包,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捆扎好,又将其他衣物打成一个小包,捆在被子上。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她往脚上套了一双解放鞋,跨出门去。
门外还是黑的,初冬的清晨,露气很重,空气仿佛都是湿的,一股说不出的寒冷直往人的颈子里灌。一些早起的青蛙呱呱呱地叫得挺欢,反倒是叫了一夜的蟋蟀似乎是有些累了,叫声显得有气无力。天幕上挂着星星,眨巴眨巴着。他们一行十五人,踏着薄薄的晨雾跨出了郊外的营房,排着队向恒兴市走去。如果他们的帽子上有五角星以及衣袖上有臂章的话,谁都不会怀疑他们其实就是一群年轻的战士。
到达市医院时是上午十点来钟,但在进入医院大门时遇到了麻烦。医院外面停着好几辆卡车,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等了大约半个小时,那些公安才押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男女从医院里出来,登上车离去。方子衿他们走进院长办公室,院长正在里面急得团团转,见到他们的介绍信,喜出望外,指着他们之中的三个女生说,快,你们马上到妇产科去。
方子衿她们来到妇产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人往身上套了件白大褂,又被推着进入了产房。产房里有一个妇女在生产,产门已经大开,一只婴儿的脚从里面伸出来,那只小脚血肉模糊。产妇是一名三十岁以上的妇女,阵痛令她撕肝裂肺般号叫。一名年轻的女医生跪在产妇的两腿之间,将自己戴着医用手套的手伸进女人的产道里,看上去,像是想将孩子拖出来,又像是想将产道尽可能地掰开一些。她的脸上,挂着许多细密的汗珠。女医生并不清楚这三个年轻女孩不懂接生,见到她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女医生的双手仍然在女人的产道里忙乎着,脸却转向三个女孩,命令她们替她揩汗。其中一个女孩随手就抓过一条毛巾,正要往女医生的脸上揩,女医生大叫一声等一等,你为什么不戴消毒手套?
女医生大叫的时候,方子衿正在洗手。三个人中,只有她懂医学知识,曾跟着母亲去替人接生。方子衿本能地觉得这是一次手术,自然知道,手术前应该消毒。女医生见到她的动作,便问另外两个女同学:&ldo;你们是不是没有消毒?你们在学校难道没有学过吗?&rdo;方子衿的一个同学解释她们从没学过,几个月前,她们还是一些中学生。女医生明白了,有些愤怒地说:&ldo;这些土包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事人命关天?&rdo;
方子衿稍稍懂得一点接生知识,她戴好手套后走到女医生身边,在女医生的指挥下,用双手推拿产妇的腹部。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泣,女医生倒提着孩子,在他的屁股上重重地拍了几巴掌,孩子就哇的一声哭了。产妇虽然奄奄一息,仍然用尽全力勾起头来看孩子,首先看到的是孩子裆下的小鸡鸡,然后就从产床上滚下来,顾不得满身都是血,爬到女医生面前,拼命地给她磕头。感谢她不仅救了孩子一命,也救了她一命。因为她已经生了三个女儿,如果这个还是女儿,她丈夫就会休了她。
女医生名叫余珊瑶,今天原本不当班。这一天,公安局到医院抓走了十几个人,说他们是美蒋特务,其中有三个妇产科医生和一名护士。妇产科有好几个女人待产,人手不够。新任院长原是野战医院的一名政工干部,根本不懂医。革命是第一要务,治病生孩子自然就是第二。人手不够,他便下令所有医生取消休息回来上班。即使如此,妇产科的人手还是不够,他于是又将方子衿几个人派了过来。在他看来,女人天生就应该懂得接生。
妇产科原有十二名医生,解放军到来之前,跟着国民党走了三个,有两个宣布退休,后来又先后有三个被军管会抓走,说她们是美蒋特务。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三名医生,加上刚从部队转业的一个,四名医生中,医术过硬的只有余珊瑶一个,她是留美的医学硕士。医院迫切需要增加人手,见分来了三个实习生,便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了余珊瑶。余珊瑶是一个非常傲气的女人,年轻漂亮,医术又高。方子衿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却又本能地觉得她不会喜欢自己。每次,她们都尊敬地喊她老师,她却毫不讲情面地拒绝。&ldo;不要叫我老师,我不是你们的老师。&rdo;她说,&ldo;我之所以教你们,是不想你们像那些混账王八蛋一样糙菅人命。&rdo;
余珊瑶告诉她们,在妇科中,医生用钟表的表盘代表女人的外阴。妇科医生写病历的时候,往往在上面画上一只钟表。她指着一个尖锐湿疣病人外阴唇上那一团菜花状东西对她们说,这是一种顽固性皮肤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性病。写病历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湿疣所生的位置。她用戴手套的手在那菜花状的组织上拨拉了几下,便要求她们自己动手去了解这种病。
方子衿她们都不到二十岁,平常洗澡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过多地碰自己,现在让她们去检查别人这个部位,而且是那样一种恶心的形状,心理上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三个女孩站在那里,三张脸就像是晚霞,红得像是三团燃烧的火。余珊瑶猛地将眼一瞪,看情形是要发作了。方子衿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跨了一步,将戴着手套的手伸到了女人的那个部位,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说上面有三个湿疣,一个在三点钟的位置,一个在五点钟的位置,第三个在十一点钟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