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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当我坦诚并且毫无修饰地写下这段话时，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寥寥数语，帮助我走进了美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当我出现在达特茅斯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迎新派对上，一位胖胖的美国老太太在嘈杂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吗？从中国来的？”judith讲话的速度飞快，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任何停顿，洋溢着热情笑容的脸上，好像有一种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话音刚落，judith就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得有些夸张的拥抱。然后，她笑容可掬地高声说：“欢迎！欢迎你来达特茅斯！我在录取办公室工作，读过你的申请。虽然你没有真正做过义工，但是我们都欣赏你的诚实，也喜欢你的思考！在达特茅斯，你会有很多做义工的机会！”

judith的话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作为录取官员，每年她要审阅上万份申请材料。我不曾想过，我的坦诚居然会给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见说真话，自有说。

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连载（二）

录取过程中，judith记住的不仅是我的坦诚，还有我的作文。欢迎新生那天，judith还告诉我，读了我的作文，她热泪盈眶。

申请美国的大学，作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达特茅斯的作文题也处处体现着美式教育思想，其中第一个题目就是“描述一位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想到了我妈妈。

我妈出生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庭。尽管连年战乱也曾经让儿时的她颠沛流离，但毕竟在1949年以前，更多的时候，她是人人羡慕的“赵家二小姐”。七、八岁的年纪，她就跟随大人，坐着军用专机，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刚过10岁，长辈的副官就手把手地教她自己开着吉普车，在城里四处转悠。

然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还有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却让年轻的她抛弃家庭，远离亲人，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于是，和50年代所有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我妈也轰轰烈烈地投入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文革”期间，我妈最终没有幸免于难。那时，她已经在人大教书。作为有着海外关系的国民党后代，她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地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

在那段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即便红卫兵把10个毛主席像章硬生生地用别针穿透皮肤、别在她的10个手指上，扎得双手鲜血淋漓，她也不愿意承认，她背叛了国家。

那十年的不堪回首，我妈很少提及，即使说起了，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但是，艰难岁月中的亲情、爱情，她却一再提起。

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超一流”推荐信

连载（三）

印象中，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老师推荐学生，目的只有一个：以权威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但是，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我却愣住了：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这也算是推荐信吗？

接受了十几年中国式教育的我却无暇也无法领会这样一封特殊的推荐信意义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记着，不知道朋友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几天后，四五个好友聚在宿舍里。小卫因为英语最好而当选了执笔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闹声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领导姿态地说：“曾子墨同学是个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荐信里，我们决定全部采用褒义形容词，让老美看到刘胡兰秋瑾一般伟大的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