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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水流量拧到最大，哗哗的水声中，耳边反复地响着梦中妈妈的话：你怎么不回家？怎么不回家？因为是梦境，妈妈凄惨的声音也许夸张了些，但我的心还是不由得一阵阵地发酸。知女莫若母。妈妈她老人家知道我就一“没事找抽型”的事儿精，没人管肯定不把自己当人混。所以一听说我放假，就让我回家。我不是不听话的忤逆女儿，我知道妈妈想我了，需要我陪。可是，我实在不能丢下韩莉尚一个人不管。她现在更惨，没工作没房没钱，连家都没得回。我怎么样也得陪她。老妈拗不过我，就只好在电话里悲悲戚戚地叹息，还到梦里追杀我，真是苦了这小老太太了！我关上水龙头，在水蒙蒙的浴室拿着浴巾，恶狠狠地擦干身子，像是在跟另外一个自己战斗。也许，也许，真的应该回家看看了。我看着被自己揉得通红的皮肤，心底有细碎的疼痛划过。很小。从卫生间出来。客厅里，安承浩还雷打不动地睡着。回到卧室，韩莉尚依旧保持刚才的姿势坐在床上，像诗人形容的“思绪飘到了不着边际的远方，我的灵魂已出壳”。我拖过行李箱，像每天例行公事般地在一大堆衣物中挑挑拣拣，搭配出门的行头。事实上，白天大部分时间，韩莉尚和安承浩出去忙，我就倦缩在安承浩晚上睡觉的那条长沙发里，看那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牡丹牌老式电视机，变换着摇曳的画面，或在安承浩卧室里，坐在他叽哇乱叫的可以转圈的椅子上，用他主机箱少了半边、没有锚、光驱不能用、耳机线不够长的“奔三”，看吴宗宪跟女明星们龇牙咧嘴。我出门的领域仅限于小区对面的菜市场、大超市和学校里的“文翠院”。几天中的某一天我会出门，去“文翠院”四层上网，然后穿过长长的街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去冷气十足的超市捡够我所需的东西，再穿越长长的街回家。我的作息习惯决定了我常常在阳光明晃晃的中午出门，七月的阳光照在我裸露于空气中的皮肤上，火辣辣地疼。安承浩骂我变态，我告诉他，很久以前就有人这样骂过我，很没新意。办完了该办的事，我一刻不耽误地回来。我是巨蟹座，恨不得把家背在身上。虽然，这里不是我的家，但可以让我不受打扰地烂成一摊泥。我的手碰着了一个包包，抬头看看一脸烟雾迷蒙的韩莉尚，“韩莉尚，还不去洗漱！办点正经事，好不好？！”韩莉尚一脸不耐烦，“办什么正经事？！姓叶的，你不要总那么自以为是好不好？你凭什么对我颐指气使？”就像吃了块干面包，又一时找不到水喝，我差点一口气上不来被噎死。韩莉尚心情不好我知道，搁在平常，这些都不算什么，可现在我却觉得莫名的委屈。卧室的门开着，安承浩在沙发上翻了个身。如果有镜子我一定能看见自己的脸像川剧戏台上的变脸一样，一会白一会红。我压低声音，“你如果心情不好，可以别理我。我不想和你吵架。”她决心鸡蛋里头挑骨头，立志与我大战三千回合。可我没心情。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一遍遍地响，像小锤一样一下下的，敲得我的心空落落的难受。实在忍受不了，我转身把卧室的门关上，冲她吼：“你别理我，听见没？！”我把拉出行李箱的东西，重新放回去。韩莉尚甩门去卫生间，我胡乱换件衣服，就背着包出门。安承浩在沙发上死闭着眼睛。站在一楼荫凉的楼道里发了一会愣，想着自己能去哪里。想了很久，没有答案。外面的阳光明晃晃的刺眼，我径直走进去。心和大脑一下子变得和阳光一样白花花的，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2我走过“钟南”公寓旁边那条被我走了四年的路，习惯性地在公寓门口抬头看d区501的阳台，那间屋子是我和韩莉尚住了四年的地方。刚搬进来时，有一次我在楼下院子里，看见有家阳台上晾晒的棉服，在空中翻飞得像一面旗，那件棉服面熟得可疑。我飞奔上楼，才发现“那家阳台”是“我家的”。后来我又发现，走在学校冲着西门口的那条路上，就可以看见我们的阳台。晚上回来时，我们常常在路上根据阳台的光亮，判断屋里是否有人。还有。墙上贴满我们喜欢的画报，床上堆满玩具，书架上的课本崭新，衣服堆满椅子，电脑、水杯污七八糟盖满桌子，门上有值日表、视力测试表、日历、我画的“全家福”卡通。卫生间里一大堆瓶瓶罐罐，冬天从来不供热只用来作摆设的暖气片。还有那台体重计，贴着我们的口号“今天你减了吗”……这一切都随着七月的凤凰花开，消失得无影无综。两个月后，将会有一批新生，毫不客气地占据我们的阵地。我似乎能感觉到空空的房间里穿堂而过的风，呼呼的吹得人心痛。坐在楼下大厅里吃早餐。周围是a、b、c、e区的师弟师妹们，鲜活的面容、跳跃的身影，羡煞人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和她们只不过是心理年龄一岁或几岁的差距，为什么我像活了一百年？！灵魂出壳，直到喝下最后一口豆浆。韩莉尚发短信来：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你不要意气用事。我的事情差不多了。房子交了订金，公司也打电话给我，明天去复试。我重新走入白花花的阳光中去坐车。等我恢复意识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北京站了。于是，我想了想，似乎只有买张票才不枉此行。北京站里终年川流不息，广场上像个难民集中营，聚集着各类人。步履匆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最终奔向东西南北，可这儿的分贝和人群永远不见减少。费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穿越站着、走着、坐着、躺着的人们，排完混杂着各种体味的长队，我把钱和一张纸片递进售票口。那张纸是毕业前系里开的证明，代替我那个用了四年的破旧的红皮的盖着各种戳和签字的学生证，用来买我大学本科生涯中最后一次学生优惠票。并不漂亮的售票员阿姨对它上下左右审视半天，又翻过来看看没有一个字的背面，我怀疑如果可能，她会像用验钞机验人民币一样，验右下方的红戳的真伪。最后，她终于在左下方盖了一个方形的戳。拣起她扔出的两个钢镚、一张票和那张纸片，我翻山越岭来到长安街上，对着那个红色的戳发了一会愣。这次是真的毕业了，我对自己说。又站在阳光里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该去哪，结果没有地方可去，我决定坐车回学校收拾行李，然后回家。我转身跳上公车，坐在最后一排，看坐前排窗边的美少女的背影。想起曾跟李炫日争论。我说我喜欢帅哥、美女和小孩。他说，我喜欢帅哥情有可原，因为异性相吸，而不美的事物总是趋向美的。喜欢小孩，我自己以后就可以生一个。可是喜欢美女就是我变态。我说，我这叫博爱，你根本不懂，你是因为自己不是帅哥而心存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