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装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苏轼采纳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