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达润州时,身边就只剩下孙洙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州守王居卿于平山堂设宴,接待了苏轼这位自己的同僚。
王居卿,字寿朋,登州蓬莱(今属山东)人。历知齐州,提举夔路、京东刑狱,盐铁判官等。熙宁变法之后,曾担任天章阁侍制,市易司都提举,为新党要人,在领导市易司改革市易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以治河闻名。
王居卿本是进士出身,在作诗上自然也不在话下,落座后不久,在酒精的刺激下,众人都热闹起来,于是名言警句迭出。只听王居卿对苏轼说道,林和靖《山园小梅》诗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是否可以用来吟咏杏花与桃李之花?已有几分醉意的苏轼接茬道,可以是可以,这种高洁之喻,就怕杏花与桃李之花不敢承当。
于是,满座大笑。
苏轼在润州写给李公择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自己有幸得到李子仪这个人,实在是上天眷顾。
李之仪,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庆云县)人,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成员,官至原州(今属甘肃)通判。“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就出自他的笔下。
苏轼对李之仪的一生影响极为深刻,他的诗词文章写得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指点,同时他的仕途多舛,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
苏轼比李之仪年长九岁,但李之仪视苏轼如兄若师。熙宁四年,苏轼因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出职杭州、密州、徐州,再贬黄州,颠沛流离十余年。对苏轼流放外地,李之仪甚为不平,他积极联系一些旧日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图苏轼早返京师。他把自己的思念与想法写进一札札的信函里,远投黄州。苏轼接阅后,心情十分激动,旋即会复《答李端叔书》,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已厌倦了官场游戏,淡泊了利禄声名,真心想享受与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乐趣。
到了高邮,闻知自己的同年进士邵迎已经故去一年多了,好在他的灵堂还在,苏轼就到他的灵前去祭奠。当看到邵家那破败的帷幕和陶制的油灯上,到处布满灰尘,一片萧索的景象时,苏轼不由地为他叹息与流泪。
那是熙宁五年腊月间,苏轼第一次抵达湖州。在湖州知州孙莘老的座上,苏轼又见到了他的同年高邮人邵迎(字茂诚)。邵迎特意取出自己的诗集呈给苏轼,里面有几百首诗,苏轼看了之后,将近有一个月都不肯释手,因为里面的文思平和清纯而且妙丽,有着晋唐时期的风格。邵迎本人又十分好学,记忆力超群,谦恭简朴且办事干练,遗憾的是身体格外地瘦削,说话尤显中气不足,苏轼很担心他的身体会在处理繁杂的政务时吃不消。
事后证实,苏轼的担心不无道理,邵迎还真的就于次年病故了。但在当时,邵迎在知州大人的席上取出来他的诗集,是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序文的。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苏轼才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给邵迎的诗集做了叙。
在孙觉(字莘老)的高邮老家,这次,苏轼专门登门拜访了这位在官场上刚正不阿的老朋友。在孙莘老的座上,苏轼读到了高邮本地人秦观(字少游)的诗文,不禁拍案叫绝。
关于秦观,这里面还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说的:
苏轼起初并不认识秦观,有一次秦观得知苏轼要路过维扬(古城扬州的发祥地),就依照苏轼的口气与笔迹在一山寺的壁上题了诗,苏轼到了之后读了诗,竟然不知道是自己什么时候所写,于是大惑不解。也就是此次在孙莘老的座上,当读到孙莘老出示的秦观数百篇诗文后,突然惊奇地问道,莫非山寺中的题壁,乃是此人所为?——可见秦观与苏轼心有灵犀的程度之深。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江苏高邮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又被称为淮海居士,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苏轼与秦观两人年龄上相差十二岁,整整一轮,但关系却是非常要好的,或许是属相相同的原因,又或许仅仅只是脾性相同,反正两人是十分投机的。秦观非常仰慕苏轼的大名,以学生名义拜入苏轼门下,所以两人属于师徒关系。其实,当时苏轼已经名满天下,秦观算是无名之辈,作为学生,又或许是因为太投缘,从二人之后的来往的书信上来看,这种亲密的关系更像是胜过师徒的挚友关系。
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