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来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收藏一些古人书画有何了不起的!
而有些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著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的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此人擅长于文辞,执著于研习《六经》,有意思为搞清楚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家父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著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开始绽放了。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这位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10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此人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著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