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苏轼在常山会猎时,作以豪迈的《江城子》,在苏轼后来给好友鲜于诜(字子骏)的信中,苏轼还自鸣得意,向鲜于诜讲述了让一帮山东大汉咏唱此词颇为壮观的场面。
熙宁八年的九月间,在知密州的苏轼忽见任所里有一枝牡丹悄然开放,他的心禁不住为之惊奇,于是特意置酒会客,共赏名花,并挥笔写下了一首《雨中花慢》。
“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还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苏轼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
此刻,苏轼的词作功夫已大有长进,但是仍然局限于一种小我之境,较黄州时期的诗词还有较大的差距。
熙宁八年秋,在密州任上的苏轼已吃了几个月的杞菊野菜,因感叹自己的“厨斋索然”,遂作《后杞菊赋》。这篇“自嘲”式的散文记述真切,议论风生,颇有谐趣,苏轼此刻不羁心于外物,不戚戚于贫困的博大胸怀和高深修养跃然纸上。早在唐代就有诗人陆龟蒙,曾植杞菊以食而作《杞菊赋》,苏轼此举系效法陆龟蒙而作,为区别前者,故名之《后杞菊赋》。
这篇《后杞菊赋》写就后,苏轼拿给涟水县令盛侨看,盛侨看后又抄给临淮县主簙张耒。张耒看后,被苏轼的文采与精神境界所叹服,遂作《菊赋》来称颂苏轼。张耒是这样形容苏轼的:胶西先生,为世达者。文章行义,遍满天下。出守胶西,曾是不饱。先生不愠,赋以自笑。
此时,金山寺宝觉禅师正好寄书来,苏轼就在回信时,将这篇《后杞菊赋》也一并寄去。
此文虽好,只是后被诬为讥讽朝廷减削公使钱太甚,成为“乌台诗案”罪证之一。
《后杞菊赋》问世后,被后世的历代书家争相所书,苏轼自书的摹本如今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被奉为国宝级的藏品。
就在苏轼移守胶西不满一年之际,上面派赵庾(字成伯)来接替刘庭式出任密州通判。赵庾曾出任过苏轼老家眉州丹棱县的县令,且颇有政绩,极为百姓们称颂,后来苏轼到了杭州任上时,曾与时任泗州通判的他来往密切,苏轼仰慕赵庾的胸无城府、做事勤勉,谁知如今二人又在密州成了搭班。
此时,他的老朋友刘攽正出任曹州知州,刘攽听到当地伶人都在传唱苏轼的新词时,就作诗相戏,苏轼见到刘攽的来信,就唱和一首回寄。“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这两句被指苏轼借“刺舌以戒言语事”,又引晋人郭舒“狂言而炙其眉”等典,皆是用来讥讽当今朝廷容不下丝毫的耿直之言。
就在苏轼与新来的通判赵庾就新的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际,邸报上消息传来,自己的同年章惇(字子厚)自朝中的权三司出知湖州。
关于章惇这个人,在苏轼一生中曾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人早年举进士甲科,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很得王安石的欢心,遂被调至侍从三司使。有一次,神宗曾当着章惇的面赞誉张方平,下朝后,章惇就这件事跑到吕惠卿处告诉了吕惠卿。此事被御史蔡承僖知晓,弹劾章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于是,神宗与王安石均开始厌恶起章惇,将其贬谪到陈州。后又被中丞邓绾揭其为人轻佻淫秽,遂自权三司使出知湖州。
章惇这个人虽然是个官二代,但出身极其卑微。其父章俞,年少之时风流不羁,其岳母年少而寡,章俞竟与岳母杨氏私通生的章惇。当时杨氏生子后,用一个盒子贮满水,默不作声地将孩子遣人送还给章俞。这是章惇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最忌讳为人道及之事。
此次章惇出知湖州,在苏轼的和诗中,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句,据说章惇收到和诗后,认为苏轼是在讥笑自己的身世,由是怨之。
不过后来,当苏轼深陷台狱与被贬黄州之际,章惇还设法解救和劝解。另外,当苏轼从海南遇赦北归之时,听说了曾位居宰相的章惇被贬谪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时,还为之惊叹弥日。
因此上说,苏轼与章惇这一对老同学的关系,可谓是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连,政治之外,二人也是可以坐而论道的。
十月十三,“手实法”这种扰民太甚、华而不实的荒唐之术宣告废止。当天,苏轼又听说自己的世交兼老朋友苏颂将要高升至朝中的秘书监。
秘书监官秩为从三品,大致与宰相(正三品)并列,为天下文人的精神象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兼修史书,相当于明清两代的“翰林院”,主官便是秘书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