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六年七月初三,立秋日。
眼看天一入秋,地里的庄稼都要被旱死了,可天上却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于是,苏轼就按照知府大人的嘱咐,专门写了一篇虔诚的《祷雨天竺观音文》,并专门带上钱塘县令周邠、仁和县令徐璹到天竺寺祷雨。说起祷雨这种民间活动,早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中就有记载,到了苏轼的时代,更是一种连官方也参与其中的所谓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我们知道,苏轼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因为早年在凤翔府时就参与过多次的为民祷雨活动。
祷雨结束,苏轼一行就夜宿灵隐寺。灵隐寺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始建于东晋咸和初年,开山祖师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到这种地方借宿,对于笃信佛学的苏轼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中不足的是,苏轼这两天身体有恙,但还是在这初秋的季节里,抱病游览了杭州的净慈寺,拜访了圆照禅师宗本。另外还游览了祖塔院,观看了虎跑泉,然后再游览了佛日山净慧寺。
正当苏轼在马不停蹄地游览佛寺之际,朝中官员沈括被朝廷派往杭州视察新法的执行情况,沈括此次的具体受命是要巡察两浙的农田、水利、差役等事。
沈括到了杭州,首先与老同事苏轼谈论了旧情,把苏轼这一时期的新作(主要是诗词)抄录了一份,这也是当时文人间的正常交流活动。
谁知,回到京师后,沈括就用附笺的方式,把认为是诽谤的诗句详细地“注释”理一番,全部交给了皇帝,目的是揭发苏轼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这是老沈这位大科学家对苏轼的第一次下手,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李定又上表弹劾苏轼,乌台诗案终于爆发。次年,苏轼被贬黄州,牵连亲友三十多名,涉及诗词一百多首。当然,沈括虽不是事件的主谋,但沈括正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我们在这里先不说沈括的劣迹,这时候苏轼还把他当成是前同事,丝毫没有对此人设防,所以沈括至少在苏轼心中尚没有什么值得痛恨的地方。
刘敞的弟弟刘邠这几天寄诗及书信来,苏轼得知刘邠泰州通判的三年任期已经结束,近日将会来杭。
对于刘敞(字原父)、刘邠(字贡父)这对亲兄弟,苏轼不仅都与之有着诗词唱和,而且也都是苏轼值得敬仰的士人。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并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对于风头正盛的王安石,满朝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刘原父对于苏轼还曾数度提携,做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刘邠到杭州后,被苏轼邀请去一起泛舟西湖,其时正值张先自湖州回杭,就一起结伴游湖赋诗。
当苏轼一行乘坐的船只到了湖心处时,有一小舟翩然而至,舟中有一妇人容貌甚。及见到苏轼,妇人就自述自己自少年时就极为仰慕苏轼的高名,因为尚在闺中而无缘相见。自己今日已经嫁为人妇,闻公游湖,于是就冒昧上前叨扰。
妇人自称善于弹筝,愿献上一曲,想换取苏轼的一首小词以为终身之荣。
苏轼闻听此言,自然是无法相却,于是乃援笔立就,赋以《江城子》与那妇人。词中有“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之句,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
苏轼还在词中自注: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可惜的是,现在张先的词已不存。
公务闲暇之时,苏轼还游览了孤山上的柏堂及竹阁。正当他们在有美堂中豪饮之时,正好天降暴雨,只得雨后与陈襄自有美堂乘月夜归。
八月十五,正是钱塘观潮的最佳之际,苏轼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在安济亭上观潮时,苏轼一连写下五首七绝,前三首均无异样,但到了第四首,有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变法派指为苏轼借此言弄潮之人贪污官家利物,致使常常有弄潮儿溺水而亡者,所以朝廷就不得不降旨禁止弄潮。苏轼的话也被他人理解为指摘朝廷好兴水利,却不知利少而害多。
在苏轼的心中,吴越王钱镠(音留)是他的偶像,因为吴越王曾经以弓弩射击潮头,与海神恶战,杭州城连年被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王钱尚父张弓以待潮至,逆潮头而射之,由是潮退。自此以后,潮水便不敢轻易地接近杭州城头。
正当苏轼在安济亭上兴致勃勃地观潮之际,他的老朋友、钱塘县令、周邠的老丈人陈舜俞却独自在垂虹亭赏月,赏就赏吧,重情重义的老陈还作了诗怀念和苏轼一同游玩的时光。
到了杭州以后,苏轼的词作也慢慢多了起来,在观潮时写下了《瑞鹧鸪》,在本月重游风水洞是又写下了《临江仙》,只是,此际苏轼的词都仍旧是停留在写景状物之上,他的“豪放派”词风还远未形成。
按照惯例,苏轼近日要到下属各县提点。
当苏轼到达临安县地界时,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远远地在本县界外的太平寺迎接。苏轼与苏舜举本为同年,所以,于公于私都自来相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