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新老知州交接的真空时段,苏轼曾经全权执掌过一段时间的州事。
就在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之前,有一位别号“九尾野孤”的营妓向官府提出申请,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请求脱离营妓名籍,想把自己洗白成为良家妇女。
营妓是旧时娼妓之一种。唐宋时,娼妓是官府经营的,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统一被列入另册,如想脱离娼妓名籍,也是可以的,但需由本人提出申请。
唐宋时的娼妓可大致分为这样几种:
宫妓,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举行的各种节日庆典及盛会之类的活动上演出,并为帝王提供各种娱乐;营妓,又称军妓,在军队为将士们提供娱乐;官妓,指的是那些列入地方官家乐籍也就是教坊(梨园)并在官府举办的各式各样活动及宴会上表演歌舞音乐的艺人;家妓是指养在家中能歌善舞、擅长音乐杂艺的美貌女子。
由此可见,娼妓并非全是卖身的妓女,如宋朝法律明确规定,官妓只准“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出卖肉体也是违法的。
苏轼当时只是杭州的临时负责人,新领导马上就会到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把棘手之事推给新任领导来处理,但他是个乐天派,喜欢开玩笑,看到这份有趣的请示后,提起笔来就批示:“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同意其从良的请求。
这里的“五日京兆”是用了西汉京兆尹张敞的故事:因受一个案子的牵连,张敞被人弹劾,即将去职。就在这个时候,张敞命令其部下絮舜去查办一个案件,絮舜却说:你只能做五天的京兆尹了,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话?就私自回家睡觉去了。张敞非常生气,马上派人将絮舜拘押起来,说:五日京兆又怎么样?说完就把絮舜杀了。
苏轼在这里引用此典故是想说明,我虽然只是个临时负责人,并且还即将离任,但还是有权批准你“九尾野狐”的从良请求的。可以说,苏轼的这个批示确实非常有趣。
可更有趣的是,别号“九尾野狐”的请示刚刚批下去,另一份相似内容的请示马上又递到了苏轼这位代理官员的手上。这回提出从良嫁人请求的营妓名叫周生,是当时杭州城长得最漂亮、技艺也最佳的营妓。我们前面说了,营妓就是有正规编制的慰劳军士的歌舞团团员。
如果说,人老色衰的“九尾野狐”要走,苏轼可以不留,那么,要放走色艺俱佳的周生,苏轼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考虑了,因为周生是业务骨干,是台柱子,杭州城每次搞大型演出活动,都得靠她撑台面,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随便放走呢?所以苏轼在她的请示上批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个被判从良,脱离营籍;一个被判不允,仍操旧业。这本来就要让人笑破肚皮,更好笑的还是苏轼在批示中引用的这两个典故:
“慕周南之化”典出《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空冀北之群”典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有才能的人遇到知己而得到提拔,成语“群空冀北”就由此而来。
苏轼巧妙地借用这两个典故,是说周生追求美好幸福的婚姻生活,精神固然可嘉。但像你这种色艺俱佳的歌舞女郎,是难得的人才,似乎不应该这么早就脱离营妓名籍、从良嫁人。再说,放你走了,杭州的艺术团体以后就缺少能够撑台面的艺人,所以我不能批准你的请求,还请你能够原谅和理解。
这完全就是文人们心中特有的有趣的逻辑。
新任知州陈襄到任时,正是杭州城里木芙蓉盛开的时节。
木芙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原产我国的湖南,目前成了成都市的市花。
陈襄,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人,还是理学大师朱熹(号晦庵)的得意门生。
熙宁元年(1068),老陈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勾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其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等小人。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熙宁四年,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在任期内曾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诸生讲解《中庸》。
陈襄与苏轼的见面礼是从一首《和陈述古拒霜花》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