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东,到达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时,苏轼又受到老朋友赵庾(字成伯)的热情接待。
赵庾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与苏轼早就相识。那是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来到眉山,两人从此结识。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后来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次苏轼是要去杭州任通判,而赵庾也是刚到任的泗州通判。二人接到任命同日上朝辞谢时,还在殿门外闲聊过,不想今日又在此地相会。老赵带苏轼游览了当地的僧伽塔与位于盱眙县龟山镇的龟山。
僧伽塔是宋太宗下诏为来自西域何国的高僧僧伽所建,据传塔内有高僧焚化后的肉身。而龟山的原址,却是元嘉年间宋文帝为抗拒魏国而修筑的旧城。
游完后辞别了老友赵庾,苏轼搭乘的客船沿淮河一路东进,就到了一处巨大的湖泊——洪泽湖。
洪泽湖在清河县东南六十里,湖长达八十里之巨。此湖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后潴水成许多小湖,受历朝历代的黄河夺淮的影响,最终逐步形成了如今的洪泽湖。
当苏轼的船只刚刚到达洪泽湖宽广的湖面之时,忽然一阵强劲的东风刮来,船夫只得“挂帆却西迈,此计未为非”,又将船只折返回到避风处。
到了十月十六,洪泽湖上依然“风高月暗云水黄”,但是苏轼一行却不能无限期地延长行期。只好连夜出发,向着山阳(今江苏射阳县)的方向进发。
这条长长的淮河,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曾三次接纳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
船到京杭大运河转了个弯,就一路南下了。
到了扬州,苏轼的三个老同事刘攽(字贡父)、孙洙(巨源)、刘挚(字莘老)都在扬州太守钱公辅(字君倚)的府上迎候多时。苏轼和这几位偶聚扬州的官场失意被外放的同事们,畅快地吟诗作对,好不快活。
别后数日,苏轼分别又以三人字中选一个字为韵,做了《三同舍》诗,寄给了这三位老同事。其中刘攽用了“贡”字,孙洙用了“源”字,而刘挚用了“莘”字。
在这三首诗里,苏轼照例是对这三位同僚的各种夸赞之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位同志都是用过各种手段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都是与王氏合不来而主动请求外任的小京官。此次的刘攽正在泰州刺史任上,孙洙则是要以同知谏院的身份出知海洲(今浙江省台州市),正好从此路过,而刘挚是路过扬州要以馆阁校勘、监察御史的身份外放到湖南监衡州盐仓任上的。
这次的欢聚虽然给身在异乡他们带来了温暖,苏轼的诗也给诸位的外放带来了慰藉,唯一值得遗憾的是,苏轼给刘莘老的诗中有一句“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被后来的变法阵营抓住了把柄。说是屈原被放逐在潭湘之间其实没有罪,今天的刘挚也被作为监衡州盐仓贬谪到了湖南。既然说屈原没有罪,那么与之比邻而居的刘挚因论新法不便被责降,这件事本身也就没有过错了!
另外,还有一句“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被指苏轼是借庄子诋毁孔子的典故在指责王安石集团的用人之道,把用过的“刍狗”继续拿出来使用,比喻以前那些个小人早已不可再用了。以今天的世俗理论来看,这样明显看似引经据典的精彩比喻,却是最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的地方!
到了扬州,苏轼自然还要到平山堂下凭吊一下自己的恩师欧阳永叔公,这是苏轼此生第一次从平山堂下经过。
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由于当时出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非常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遂于此筑堂,此堂与千年古刹大明寺相依相连。坐在堂上向远方俯瞰,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连绵的群山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遗憾的是,今人再走过平山堂前,古人所言的杳渺远山已不见了踪影,代之的则是雾霾中林立的高楼大厦)。
平山堂是专供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恨不得日日偷闲前往,登临燕游。那时他写下的诗句“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开花”,真实地流露出他对平山堂的钟爱之情。
八年后,欧阳修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出任扬州太守的饯行宴上,又写下一首关于平山堂的著名词作——《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