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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缝了几针，并无大碍。老廖送我回家。

“你的脾气真是见长。”在车里，老廖调侃着我。

我动了动脖子：“喝点酒就是爷们。”

老廖拍了拍我的脸：“本来你就是个小爷们阿，你还是那样，一点都没变。”

我抽了口气，鼻腔里全是委屈的味道。

老廖接着说：“这下可好了，让我给破相了。”

他伏下头：“你怨我吗？”

我仰头问道：“你怨过我吗？”

老廖看着我：“想过要怨你，”他的眼里慢慢蓄起了泪水：“可是我对你，就是怨不起来。”

第二十九章

那年的春天有点不同寻常，老廖回来了，这次是真的。我退了房子，搬到老廖那里。那是在衡山路上的一个翻新的老公寓。有个很大的露台。挺好的一个房子，但是被老廖住的十分邋遢。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打扫。光是露台上的烟头就扫出一堆。

那时我们都觉得自己有了点钱，可以舒服点了。每个周末我们都乐此不疲地逛家居店。虽然以前住得邋遢，但是老廖其实眼光一流，本来我还以为买这些东西要靠我了。其实家里的布置还大多是他的主意。一是因为他眼光还不错，二来他还是那么固执，我也乐于如此。最后我就提了一点意见，我说咱家里酷是酷，就是有点冷，应该加点GAY的味道。老廖非常同意。最后的结果，我们把家里的灯都换成了紫色的灯罩。

春天快完的时候，有一个词开始频繁的出现——非典。开始是网上的传言，慢慢地有真实的消息传来，我和老廖的父母住的地方离那几个部队大医院都很近。利用周末，我们都回了趟北京。父母还好。虽然担心，但是当时还没到后来那么严重的地步。

等我们回到上海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居委会在我们楼门口贴了个告示，所有从病原区来的人，必须到居委会报道，而且还要隔离至少15天。我们老老实实地去报到。结果就是我们被要求隔离。我问了公司，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让我暂时在家里上班，过了一天，正式的政策出来了，我，作为一个从疫区里回来的雇员，被建议在家工作，12天以后回公司上班。

这让我们一下子就在社区里出了名。大家都在议论着楼里住着两兄弟。刚从疫区回来。虽然没有防疫的人上来消毒。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引起大家的恐慌。我们开始的两天真是闭门不出。但是老廖的餐厅里有几十号人要操心呢。所以后来每天天不亮，趁人少，他溜出去上班，晚上天黑了再悄悄溜回来。我们都笑说，非典有没有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这贼是做得越来越像了。

邻居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好心人，每天都有人帮我们把菜肉放在门口。其实也不用我做，老廖每天都从餐厅拿回一大堆好吃的。我的脸很快就成了圆圆的熊猫脸。我有点沮丧，非常自卑。老廖一直说我要是再壮点就好了，但是连他都开始觉得我有点胖过了。所以离卫生当局的要求还有一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晚上非常没有公德地出来遛达了。

大街上的人很少，我不想做公车，反正离餐厅也不远，我就走路去餐厅接老廖。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因为老廖的餐厅有一半的生意是外国人，现在都走了，其实即使他们不走，本地人也很少会出来吃饭了。

隔着窗子，看见老廖正在跟手下的人讲话。我知道他们大部分都会放假回家了。只留了几个人，但是店是绝对不能关的，人再少也得撑着。

我们不知道这阵风会什么时候过去，但是也并没有过分担心。房东同意这个月减点房租。这几年餐厅生意不错，压力并不算大。反而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休息休息了。

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在北京的父母现在都没人照顾，我父母还年轻，问题不大，但是老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这段时间必须得有人在身边。我们和老廖妹妹商量了一下，这边就由他妹妹打理，老廖回北京去照顾父母。因为我工作暂时还离不开。这样一来老廖也可以去照顾一下我的父母。

第三十章

我们的决定是对的，北京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电视里每天都是揪心的发病数字。人在外地，简直觉得北京要完了。

每天老廖都会在电话里报个平安，告诉我们实际情况还好。周围只有研究院的一个离休的老干部被隔离了。老廖那段时间是两头跑，每隔一天都会给我父母送给养。我父母电话里告诉我老廖怕自己从外面带病毒，每次都是把东西放在门口就走，我父母怎么让都不进屋。他们都特别喜欢老廖，每次都夸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