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前年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女知青从北京回到2队,那时候,张玉钦还在,已经是癌症在身,只是家里人谁也没有告诉他,桂英心里很难受,悄悄地告诉了这个知青她爸爸得了食道癌〖ht〗。那一次,听说这个知青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票专门回2队看看的,老张突然火气来了,一下子暴躁得莫名其妙,他冲着老伴儿和桂英大声地嚷嚷:她是来看咱们的,咱们不能让她自己花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于是,桂英和妈妈娘俩赶紧跑去联络了各家,凑足了400多元的路费。这个知青哪儿能够要啊?娘俩又到各家去说,人家不要咱们的钱,咱们就送她点东西吧,让她带回北京,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每家凑了两个鹅蛋,一堆鹅蛋,亮晶晶的,却是怕磕怕碰,她怎么拿呀?只好谢谢大家的好意,连连推辞。没有办法了,她们娘俩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各家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是,一番心意,总是要表达的,却又找不到一点能够表达的法子来,真是烧香找不着庙门,急死人了。
这时候,就看老张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闷头抽烟,谁也不敢和他说话。突然,他像笼中的狮子发怒一样站了起来,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弄了出来,扔得炕上地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桂英和妈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敢问,不敢劝。自从他患上癌症之后,脾气更是暴躁,常常没有来由地发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家人都只能看着他,不去管他,由着他的性子来。桂英和妈妈以为他急得又是病在发作呢,因为她们娘俩知道,他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谁想到,他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小包裹来,那个小包裹包着一层层的旧布,他打开那一层层像是卷心菜一样包裹着的旧布,桂英和妈妈看见最里面的一层包着的是一枚纪念章,她们仔细看了看,是一枚志愿军的纪念章。别说桂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老伴儿和他结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么一个宝贝。她们娘俩惊讶地望着老张,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是他那年志愿军复员转业的时候得到的一枚纪念章,快50年了,他把它带到北大荒,悄悄地珍藏着,一直没有舍得给任何人,也一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一辈子没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东西了,那上面有他的青春的纪念,也有他最光荣的一段历史的纪念。他对桂英他们娘俩说:真的没有什么再好送的了,只有把它送给她吧!
这枚纪念章沉甸甸的压手呀!这个女知青从2队回到北京,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枚纪念章的事情。她说: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收着,太沉,我觉得这是张玉钦送给咱们大家的,先放我这里保管着。
想起这枚纪念章,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他把这枚纪念章送给我们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去世了。我无法诉说我内心的悲痛,面对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以往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和传统文化里,从来都只是被轻视的,不是为我所用的把他们膨胀成最大的公分母,就是把他们简约成最小的公分母。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ldo;血钱&rdo;,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