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
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
良史,有断然矣。&rdo;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
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
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ldo;局部之史&rdo;到认识&ldo;全体之史&rdo;、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
&ldo;史学与他学之关系&rdo;,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ldo;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
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
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
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
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rdo;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
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ldo;循
其理、率其例&rdo;而表现出来。这是&ldo;新史学&rdo;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ldo;史学与他学之关系&rdo;。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ldo;新史学&rdo;的特点
之一。梁启超认为:&ldo;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
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
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
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rdo;他在《中国
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
学》中,有&ldo;历史与人种之关系&rdo;、&ldo;论纪年&rdo;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ldo;地理与历
史,最有密切之关系&rdo;,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ldo;历史与人
种之关系&rdo;,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