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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页(第1页)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镜言佳句。“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扬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枝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20]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三月九日,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制”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三月十七日,国大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末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22]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函所指“若干人士”,尚有保留,等另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氏。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祯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台湾内部的反应,和官方幕后策动的“声讨”、“上书”、“签名”,表里悬殊。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思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经国逼人过甚所致。胡适之离台返美前的一段话,至为公允,他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祯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23]语虽委婉,其言中肯,可说代表沉默大众的心声。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义释华容道”的差错,不让吴出走,吴即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指随意放言批评政府)。蒋绝非妇人之仁的领袖,释吴出于夫人的劝说和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经国和夫人间的斗争,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方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hit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共党攻击的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基本的道理最清楚,我们反共是为了争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24]进一步看艾伦·怀丁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对吴、蒋之争的深刻透视。“他有很多缺点,种因于长期在苏联的生活。他不信任任何人,忽视西方思想,反对有英、美大学学历的人,他找自己的同伴,对有真才实学消息灵通之士,不予理睬,政治行动带苏式宣传气味,"奇-_-書----网-qisuu"缺少健全的策划。”吴、蒋出身不同,思想背景不同,有性格的冲突,有见解的差异,把这样两个人物,强迫组合,最后的决斗,无可避免,而吴之失败为形势之决定,亦理所当然。吴案的余绪(afterath),一为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经国调职。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层楼,成为名符其实的秘密警察首长(secretpolice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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