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国家的开端大批道路的修建以及驿站的建立大大方便了朝廷与各省之间的频繁交往。但是这些有用的设施却有时被滥加利用,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弊端。总共雇用了二三百名驿站员或信差在办公室长官的管辖之下工作,负责通报每年选定的执政官的名册,以及皇帝的敕令或战争得胜的消息。他们不知不觉中竟然擅自报导他们所见到的某些行政官员或某些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因而很快便被看作是君王的耳目和人民的祸害。在一种软弱无力的有害统治的影响之下,使他们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到了10000人,他们完全不顾当时虽然无力却也三令五申告诫他们的法令,竟把那有利可图的驿站业务变成了掠夺性的压榨工具。这些经常与皇宫有联系的密探,在常常能得到好处和奖励的鼓舞下,急切希望能发现某种在进行中的叛乱计划,从轻微的甚至页面暗藏的不满到打算进行公开叛乱的准备活动。他们的不可侵犯的貌似热忱的面具遮掩住了他们对真理和正义的随意践踏或罪恶的歪曲。他们可以把诬陷的毒箭随意对准任何一个有罪或清白无辜的人的胸膛,只因为他惹怒了他们,或不肯花钱买得他们的沉默。每一个或许出生于叙利亚或者出生于不列颠的忠诚臣民都有被戴上镣铐拉到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法庭上去的危险,或至少会有遭到某种厄运的恐惧;在那里他们将面对那些拥有特权的告密者的罪恶诬陷,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辩解。而按当时采取的一般法律程序,只有绝对的必须才能容许辩解;如果定罪的证据不足,完全可以随意使用酷刑以求得到补充。
这种罪恶的一般称之为审判委员会带有很大欺骗性的危险的实验在古罗马的司法界虽允许存在,但并未得到公开承认。罗马人只将这种血腥的审讯办法用在奴隶身上,他们的痛苦,不论从正义或人道的角度来讲,在那些傲慢的共和国人的眼中,是完全不足挂齿的;他们如果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是决不会同意对一个公民的神圣的肉体进行折磨的。看一看从提比略到图密善这些暴君的政史,那里也许详细记载了许多滥杀无辜的情况,但是,只要国民自由和荣誉的思想还能发挥一定的影响,一个罗马人在临终时刻是决不1会受到屈辱性的酷刑的。然而,各省行政官员的行为并不受罗马城的行为准则或罗马人民严格的信条的约束。他们发现酷刑的使用不仅限于对付东部暴君统治下的奴隶,还用于对付只服从受宪法制约的君主的马其顿人;用于靠自由经商而兴盛起来的罗得岛人,甚至还用于对付维护并提高人的尊严的雅典人。由于各省居民的默许,使得各地总督获得了,或者说夺得了随意使用残酷刑具的权力,从强使一些游民或平民罪犯交代出他们的罪行,直至逐渐发展到完全混淆了等级界线,完全置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臣民的恐惧心理使他们不得不请求颁布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令,君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十分愿意颁发这些特别豁免令,这实质上是变相容许使用,或甚至授权广泛使用酷刑。它们保护了所有属于杰出的或德高望重阶层的人;保护主教和他们下属的长老、讲授人文学科的教授、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市政府官员和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女,并保护所有未成年的儿童。但是,这帝国的新的司法制度却又加进了一条致命的原则,那便是只要一牵涉到叛国罪,其中包括律师经过深文周纳证明某人对皇帝或共和国怀有敌意,那一切特权便全都无效了,那所有的人的地位也便一律变得同样可悲了。由于不容怀疑,皇帝的安全比任何公正和人道的考虑都更为重要得多,因而老人的尊严和青年的无知全都同样被置于最残酷的刑罚之下了。这种无端被告密,被指控为一项全出臆造的犯罪活动的同谋者,或仅仅是被指控为见证人的恐惧永远悬在罗马世界一些主要公民的心头。
任何一个一味趾高气扬,或整天垂头丧气的民族都不大可能对自己的实际处境作出正确的估计。君士坦丁的臣民不可能觉察到人的才智和高尚品德的日趋堕落已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具有的尊严;但他们却能感觉到并痛恨暴政的疯狂、纪律的松弛以及日益增多的赋税。但不怀偏见的历史学家,一方面承认他们的确有理由感到不满,同时也会看到一些能减轻他们的苦难1在比索密谋杀害尼禄,仅只有埃比卡里斯(libertaulier)受到严刑拷问;其他人全都(丝毫未受折磨‐‐译者)。这里再要补充一个更轻的例证未免多余,但要找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却又十分困难了。塔西佗《历史》xv57。
页面生活的有利条件。转眼间便使罗马帝国的伟大失去基础的野蛮人入侵的巨大风暴,至今仍被拒于,或被阻挡在边境地区。整个地球上相当大部分的居民,仍然在培育着艺术和文学,仍然在享受着高雅的社交活动。民政机构的形成、气派和开支都有助于遏止住士兵的胡作非为;尽管法律受到某些特权的破坏或遭到巧辩的歪曲,罗马的司法制度的明智的原则却使得一种东方的专制政府难以想象的秩序和公正感一直保存下来了。宗教和哲学可能对人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自由这个词虽已不再可能使奥古斯都的继承人们感到惊愕,但却也可能提醒他们,他们所统治的并不是一国奴隶或野蛮人。
页面第十八章君士坦丁其人。他的家庭。他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