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一经萌生,赵鞅马上雀跃起来。他要去找他的伙伴,不为寻求安慰指点迷津,只为他想见他,无论做什么都行。尽管他已不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只要有一刻嬉戏,他仍不想放弃。唯有如此,他才不会沉迷焦虑。责任未来被抛诸脑后,重回那个少年的渴望变得如此迫切。
有一天,时光远走,再回首,赵鞅一定会念念不忘今日的自己。因为,此时的一切都是平和幽静的。除了父亲离去带来的悲伤,还有亲人朋友的温情,对友谊的渴盼。他的心是萌动温热的,不必应付背叛、挑衅、羞辱,不必承受冲动的惩罚,更不需疲于应付来回翻覆,奔波于平息战火。
18岁的这一天,稀松平常。随着时序一日日推进,渐渐变成不平凡。其中有赵鞅的性格使然,更有时局变幻莫测,利益角逐的身不由己。
这一年,经历丧事的不只赵鞅,还有周王室。
六月,太子寿病逝。两个月后,太子母亲、周景王之后穆后,因不堪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忧思成疾,匆匆离世。
同为姬姓,又与成周接壤,晋国理当派人前去吊唁。于是,时任君主昭公派下军将智跞领队,籍谈为副手,前往周王室慰问吊唁。
历史进入春秋,由于诸侯争霸扩张领土,周王室所辖土地人口锐减,地位每况愈下,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周桓王时,遭遇饥荒,王室揭不开锅,不得不求助鲁国君主号召诸侯接济;周襄王去世,王室竟拿不出丧葬费,只得派使臣去往鲁国“讨要”币帛,银两送到,襄王才入了土。
随着时间流逝,时序已来到春秋后期,王室的境况可想而知。
得知晋国使者要来,周景王动起了小心思。
安葬完毕,除去丧服,周景王决定宴请晋国两位使者。为此,他精心准备,还特意拿出鲁国进贡的壶作为酒杯。
宾主客套几句,周景王终于问出了隐藏已久的疑问。“诸侯都有礼器献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却是为何?”说完,他一饮而尽,用力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晋国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封国,与周王室是叔伯兄弟,关系密切。其次,晋国是响当当的中原霸主,各中小诸侯唯其马首是瞻,威风八面,实力超群。按理说,此次周王室损失惨重,晋国应该出手阔绰,重金抚慰,方显兄弟情谊。
谁曾想,晋国此行,敷衍了事,派出的使者都是年轻气盛,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后生。除此之外,最让周景王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奠仪简陋寒酸,微薄可笑。
连失两位至亲,照理普通人根本无暇理会帛金厚薄礼仪轻重,可是,此时的周景王不一样。他已穷极可怜,像饱受饥饿的乞丐,饥肠辘辘,顾不得脸面,着急讨要食物,填饱干瘪的肚子。
周景王的话一出口,晋国两位使者一下愣住了。虽说周王室不济,可是如此直白的索要贡品,显然太出人意料了。
智跞不作声,他朝籍谈使眼色。
“呃”籍谈清清嗓子,整理好思绪,缓缓说道:“诸侯受封时,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社稷,所以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与戎狄为邻,远于王室,天子威严无法到达。疲于应付戎狄不暇,何来彝器进贡?”
周景王一听,十分不悦,忿然作色道:“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难道没有分到赏赐?密须的名鼓及大辂,曾是文王检阅军队所用。阙巩的铠甲,乃是武王克商所著。唐叔受之,择居晋地,与戎狄共处。”
景王太过生气,说得太急,中途换了口气,继续道:“不仅如此,还有襄王赐予文公的大辂、戎辂、斧钺、黑黍酿造的香酒、红色的弓弩、勇士、南阳之田,如此厚赏,怎可一笔抹杀?”
“有了功勋不废弃,有功绩就记载在策书上,用土地奉养,以彝器安抚,以车服表彰,用旌旗显耀,命子孙不忘,如此则谓福。福祚不记,未知其可。”
“昔日尔高祖孙伯黡,执掌晋国典籍,主持大事,故称籍氏。”景王恶狠狠的盯着籍谈,扬声道:“尔为司典之后,何故忘之?”
周景王的一番话,语气尖刻,气势磅礴,有理有据,层次递进,步步紧逼,晋国来使面面相觑,不敢作声。籍谈更是冷汗涔涔,面皮涨得通红,耷拉着脑袋,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
沉默令气氛更尴尬,宾主双方都不知如何打破僵局,只得听之任之。
既是已经撕破脸皮,周景王也不好强逼对方改变主意,只得以身体不适为由,草草结束宴会。
回到寝宫后,周景王长叹一声,对左右侍从说道:“籍氏恐怕后继无人了,数典而忘其祖,实在大不该。”
今天我们的成语辞典里的“数典忘祖”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抛开这段不甚愉快的会面,如何评定双方的言行,各打五十大板比较客观中性。
身为副使,籍谈应对不当,反应迟钝,实属大过。毕竟,身为诸侯国,又是姬姓国,晋国先君肯定受过不少周王室的赏赐,这是肯定的。普通的卿大夫都应该具备这些常识,更何况是史官之后,怎会分毫不知?
这个籍谈,要么是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能不当其职,不具备外交使节的辩论之才,要么就是经验浅显,临场应变能力浅薄。否则,随便找个借口敷衍景王,说是旅行匆忙礼数不周,改日一定补上,日后不认就是,想来景王也不敢要他立字据吧?
再说周景王。一年中有两次三年之丧,已属大不幸。三年的丧礼,虽然贵为天子,服丧仍得满期,这是礼法所定,不能轻易改变。身为天子,即使真的不能服丧满期,饮宴奏乐未免太早,仍是不合于礼。除了与吊丧的宾客饮宴,又大肆索要彝器,显然是把忧虑当成欢乐,更是有违伦常。
再者,从过往经验来看,天子所得彝器,皆从嘉奖功勋而来,而非丧事。周景王企图借丧事为由,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合礼法不算,还大失天子威仪。天子失礼在先,就算巧言善辩,引经据典,又有何用?
最终,这场宾主双方均有过失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
逝者已去,周王室的羸弱无助日益加剧。反观晋国,对中原的影响力也在下滑。
早在赵武任晋国执政时,晋平公就曾下令诸侯为杞国筑城,还派人向鲁国索要其侵占杞国的土地。当时,赵武和一干大臣就颇有微辞。杞国仗着与晋国的姻亲关系,提出各种要求,从未停下脚步。
八年前,晋平公又派人前往鲁国划定杞国与鲁国的边界。晋国虽未狮子大开口,山长水远跑来为几乎没有存在感的杞国划定与鲁国的界线,其用心自是司马昭之心。
鲁国权臣季孙氏心明眼亮,马上向孟孙氏施压,要孟孙氏放弃与杞国临近的几个县邑,以全晋国之意。孟孙氏不肯,季孙氏便劝,识时务者为智者,不让步,肯定得罪晋国,惹得大军前来,不如暂且依之,待日后有机可乘,再图谋杞国。
结果,当然是晋国得偿所愿,替杞国又长了一次威风。
然而,正如赵武从前所担忧的,如此偏袒杞国,鲁国虽迫于压力不得不顺从,内心难免怨怼。诸侯国看在眼里,鄙视在心头。强人所难,逼迫屈从,难以服人,只会结怨。郑国、卫国和鲁国一样,同为姬姓国,目睹晋国为一己私利,得罪同姓国,更是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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