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陈秀丽。
陈秀丽是辛也的母亲。
有一滴血从额头低落,沿着已经干涸的血迹,慢慢滴落到眼睛。
辛也本能地闭上了眼。
闭眼再睁眼的工夫,像是火车穿过隧道,路经了长长的黑暗,再等到恢复明亮时,记忆就回到了两三岁——他那时还不记事,是附近人口耳相传,间接传到他耳朵里。
大概是陈秀丽谈了一个男人,男人却以虐待他为乐。用烟头烫他,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巴不给他哭,把他塞进冰箱里……而陈秀丽要么假装没看见,要么就静静地抱着胸,漠漠然地看着他被虐待。
再长大些,男人被警察抓走了。他上了幼儿园。上下学时,别的小朋友总是有爸爸妈妈来接送,而陈秀丽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打雷闪电,都从没有接送过他。有一回,他发着高烧撑着上完一天的课,艰难走回家,站在家门口抓着门框以维持自己不倒下,红着眼圈哽咽地说:“妈妈我好难受”。
而陈秀丽提着菜篮子,冷冷地无视他,漠视他,毫不犹豫地与他擦身而过出了门。
又想起十一岁时,母亲喝了酒,醉醺醺的,一会歇斯底里地大哭,一会声嘶力竭地大骂。她紧紧抠着他的双肩,用力摇晃他,神情疯癫,恨到不能自已,“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要不是那个变态,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要不是有了你,我怎么可能被赶出家门!你怎么就不去死!你为什么还没死!你去死啊!你死了我就不会这么惨了!你死就好了啊!你去死啊!”
他记得从那时起,他才知道,自己是母亲被强迫怀上的孩子;是母亲逃回娘家又被赶出娘家没钱打胎后苟延残喘下来的一条贱命;是日日夜夜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诅咒活该去死的小孩。
十一岁那年,母亲似乎都是在酒精里度过的。她白天里喝酒,晚上了还喝酒。
有一次她喝得太醉,意识不清,看见他回家,如临大敌,直接摔碎了手头的酒瓶,拿着锋利的半个酒瓶使劲砸他,打他,骂他是个变态。
他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任由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把自己当成是那个自己血缘关系上的父亲,打得他脸上浸满了血,慢慢模糊他五官的轮廓。
最后这个可怜的女人打到没了力气,仿佛才认清眼前的人是她的儿子,抚摸着他的头,痛哭流涕地道歉,“我的儿子,你痛不痛?你痛吗?妈妈不是故意的,妈妈真的不是故意的。妈妈真的太痛苦了,妈妈活不下去了,可是妈妈又不敢死,你还那么小,你还没死,妈妈怎么敢抛下你一个人死啊——”
好像是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干干净净健健康康地回来过,每天不是额头流血,就是瘸腿崴脚。他自以为是地觉得,只有痛苦,只有受伤,才会被陈秀丽抱紧,才会被陈秀丽疼爱。可是陈秀丽却再也没有问过他痛不痛,还是继续漠视他,无视他,把他当做无关紧要的透明人,对他完全不管不问。
后来他才知道,陈秀丽又恋爱了。
陈秀丽遇到了张乐平的父亲,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有钱男人,张锦超。
……
陈秀丽收拾好了行李,把行李箱拉上,打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眉眼舒展,神色温柔,声音像渡着一层金色的阳光,暖融融的。
“嗯。我都收拾好了。”
“……”
“你到哪里了?”
“……”
“好啊。那我马上到门口。”
陈秀丽推着行李箱,走到一侧的墙壁,暗灭了灯。她推着行李箱缓缓向门口走来,在地上划出一阵响亮而流畅的滚动摩擦声。
她就像是没看到辛也一样,漠漠然地擦过他,并把铁门拉开得更大些,刚好够她出去。
出了门,陈秀丽上了一辆黑色的高档小汽车,男人替她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很快,在透凉的晚风与无尽的夜色里,消失不见了。
从头到尾,陈秀丽都没有看辛也一眼。
直到坐上车,她一步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像那唯一仅有的那次一样,捧着他受伤流血的脸拥抱他……
辛也的卧室大约三十平,墙壁和天花板上照旧都贴满了镜子。屋里有一张铺了深蓝色床单的单人床,床头对上去的墙角安着一个可以拍摄整个卧室的摄像头。屋子北侧是一个两米长的大书桌,书桌上摆了一台笔记本,两台台式机,一个打印机,一个碎纸机。西侧是一个长有七米、高约三四米的塞满了各式各样书籍的书柜。
书柜的左侧,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个个透明的大小不一的玻璃容器,里面是各式各样的动物样本。其中还有个木盒子,里面列着林林总总的化学试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