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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来发生了许多事，都是他想要讲讲而又无处随意找人去说的。但是他于亲缘上一向淡薄，枕边也没有什么可言语的人；若是都对朋辈倾诉呢，则有多有不妥当之处。和同僚言谈要小心谨慎，和学界的人言谈又要知道分寸，即便是对着何苏玉和王采荆这样亲近的朋友，也并不合适将生活里的种种细故都坦诚倾诉的。就比如一些纤细的情感啦、不合时宜的抱怨啦，人生无常的感慨啦，诸如此类的话，都是他矜持着不大愿意对那二位泄露的。然而萧令望则从一开始就仿佛并不在那需要矜持的名单上，是让他轻松甚至放肆的一个，或者他不知不觉就已经相信，不论自己说什么，萧令望都能够听明白。能听明白，是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事。他又想起，萧令望从前与他书信往来的时候，展现的也是类似的姿态。年轻人很少在他面前可以装出成熟大方，表现得多的倒是纤敏冲动、甚至情绪化的，都是些少年人的特质。倘若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他们或许早就比任何朋友、亲人，或者随便什么关系的人都要坦白而亲近的罢？相互赞许也好，反对也好，不论争辩还是倾诉，都无损于这种亲近。至少除了爱情，他们可以肆意谈论任何事。徐慎如把台灯拧亮了一点。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在身后塞了个靠垫，不紧不慢地写了下去，话题乱糟糟的，都是些零碎琐事，也不顾什么次序了：“小孩子长大，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上个月蒋教授家的维嘉小姐要考央大，最后却差了一点分数，她心里不高兴，决定明年即或再考大学，也要到下关去读书，再不肯经过这伤心之地了。可是她全家现在还在伤心之地住着，每一天进进出出，岂不是更伤心的？静川已经高中了——其实年纪还小得很，只是上学莫名早了——听这样说，就也要和维嘉一起到下关去，她们两个说好不要分开的。我不好拦她，只是她若走了，连周末月底，家里就也只有我一个人了，单想一想，都觉得清寂得很了啊。”写到这里，他想起深恨自己没有哥哥哄着的徐静川一直对萧令望念念不忘的，又补道：“上次你回来——”才写下这几个字，却难得犹豫。徐慎如几乎全然忘了他这封信从来就没有过寄出的打算，因此其实写什么都是不碍事的。但他既然忘了，便一味在想，想萧令望上次回来，是在船上分袂的那回，也不知他还愿不愿意提？或许是不愿的。但再仔细伪饰又嫌做作，索性就这样坦荡荡地写下去：“上次你回来，正是星期日，我送你走后，回家的时候静川也在家里。她问了我的去向，我据实以告，她便感慨说，真遗憾没能见你一面。……固然有同僚攻击我以央大作为从政的资本，容留毕业生为公务员以成派系云云，但央大那一边的事近来却也不少。之前因我受了政院的任命，士林动辄议论纷纷，一有什么不如意事，便都推脱在因为我恋栈校长职务不去上头。什么薪资啦，食堂啦，还有现驻在下关的两校也缺乏经费，觉得分配不公平之类的，闹了好久才消停下来。但我恋栈不去，前后算来实在无甚好处，若以此论，就趁前任中风的机会兼做央行的总裁，岂不快活？又何必受他们的诛伐。……战时的财政，窘迫何待我言。而军方之挥霍哪怕不是人所共知的，以我数年前在军中的经历，亦可以猜得一二。至于实业之困难，物价又如何，如此种种则更不必提起。当此时局，央大和研究所至今未罹削减经费之苦，不过是同僚诸君给我留的体面尔。可以想见的，若我去职，决然不会出现什么三校平分经费的好事，只怕是立刻同时削减，不给一点商议的余地。因此哪怕落了这样的议论，我之于学校，也唯有能留则留了——只是这等缘故，终归不足与外人道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听，这封信倘若被截留了，落在报社里，你我大约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我既然落笔，就代表已经擅自替你做了决定，认定你乐意与我同死了，万望你恕我僭越之罪的。）……我同你说过的周伯阳先生，前一阵又一次向我介绍了他过继来的儿子，本是他侄子的一位少年，名字叫做周恪的，今年才不过二十岁的年纪。周恪成熟稳重，做事妥当，待伯阳极其恭谨，长相也很英俊，但我看着他，总觉得只是稍嫌暮气。伯阳说我将不懂事看做朝气，我再三思索，竟不知道如何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