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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ldo;恢复中华&rdo;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ldo;国家三百年养士&rdo;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ldo;养士&rdo;，但只有明朝以&ldo;名节&rdo;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ldo;好女不事二夫&rdo;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ldo;忠&rdo;。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可见&ldo;忠&rdo;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ldo;普世价值&rdo;。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ldo;忠&rdo;，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这种&ldo;忠&rdo;没有&ldo;普世性&rdo;，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人意表的惊人之见。

比如，通常接受&ldo;伪职&rdo;、切实为敌工作的人，才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ldo;讨降&rdo;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ldo;从贼&rdo;范围。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了这一点：且辱与荣，对者也。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哉！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100]

&ldo;刑辱之说&rdo;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遭此大难，悲惨之至，不表同情与慰问已很过分，怎么还要问罪呢？大家不知，那是根据两个理由。一是&ldo;刑不上大夫&rdo;，身为朝廷命官而被庶民（农民军）拷打，看上去是你受皮肉之苦，折辱的却是朝廷体统，故而有罪。二是&ldo;主忧臣辱，主辱臣死&rdo;，既然君上已然自尽，臣子就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何况这种&ldo;偷生&rdo;还白白地送给&ldo;贼寇&rdo;凌辱自己的机会。归根到底，崇祯死后，诸臣别说屈膝投降，活着就算有罪，在江南声讨过程中，有位诸生就怒斥道：&ldo;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rdo;[101]

所以，南都有关&ldo;附逆&rdo;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ldo;徘徊于顺逆之间&rdo;[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ldo;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rdo;[103]这就是&ldo;死忠&rdo;的奉君之道。从&ldo;死忠&rdo;角度看，逃生与投降半斤八两，于&ldo;大义&rdo;都不能容。

好在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高调。史可法就能够在一片狂热中，主张宽容。他上了一道《论从逆南还疏》，对那些漂亮辞藻加以驳斥：先帝惨殉社稷，凡属臣子皆有罪，在北始应从死，岂在南独非人臣耶？即臣可法谬典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闻悉东南甲，疾趋北援；镇臣高杰、刘泽清，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以圣明继统，不惟斧锧未加，抑且恩荣叠被，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将从逆诸臣择罪状显著者，重处示儆。若伪命未污，身被刑拷者，可置勿问……总之应罪者罪，无为报怨之借题；应宽者宽，无令人心之解体。使天下晓然知君臣大义，不但在北者宜死，即在南者亦宜死，而圣明宥过；不但在南者姑宽，即在北者亦姑宽，必有全身忍诟之人，为雪耻除凶之计，宽以死而报以死，或亦情理之所必至也。[104]

看来古代也好，今天也罢，凡脚踏实地、勇于担当者，一般不在道德上唱高调，用心比较平和；倒是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往往激昂。

研究降附者的资料，发现一种有趣现象，即亲属中倘若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经甲申之变便如隔天渊，在南者依然故我，在北者却一律成为反面人物。例如史可法与史可程，左懋第与左懋泰，周钟与周镳，顾杲与顾棻。史可程投降后仍为庶吉士，闯军曾命他写信招降史可法，只因大顺崩溃过快，其事&ldo;不果&rdo;。[105]左懋泰任&ldo;伪兵政府侍郎，镇守山海关&rdo;[106]。周钟事详前。顾棻被委任为&ldo;伪四川成都府同知&rdo;。[107]他们都是亲兄弟和堂兄弟，或一母同胞，或同受家训，道德品性即有所差，应不至霄壤之别。然而，在北者竟无一例外全部降附而名节不保。如谓巧合，岂不太巧？如系偶然，又何至于这么整齐分明？道德、名节解释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