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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雅拜读过许多南国大学教授的文章，大多写的是甚么主义，说道甚么西方精神，或者是与其它流派观点对骂的檄文。有些文章写得好，读起来便是慷慨激昂，令人忍不住拍桌而起。

李娟雅曾经就怀揣过几篇文章，兴冲冲地找到执笔的教授，想与其请教诸多问题。

教授见她是傅府的七姨太，身份也算是显赫，大多礼貌地接待了她。

与这些教授相谈，往往都是前面李娟雅拿出那些文章，表达自己的崇敬赞美之情，倒还尚可。可到了后面，李娟雅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求教时，这相谈便不尽人意起来。

“我观先生妙语连珠，在治国之策上见解独道，想知先生如何看待贫人困人之难题？在革新时，这些贫人困人，又如何可以被妥善地带动？”李娟雅总是会问。

然而回答她的先生，要么是沉吟许久，语焉不详。

要么呵呵笑道，反怪李娟雅格局太小，在国面前，总是斤斤计较，看不见更高更宏远的目标。

面对前者，李娟雅也不会再追问，三言两语便辞去。

面对后者，李娟雅会反问，何为格局大？何为格局小？何为斤斤计较？何为更高更宏远的目标？

此类教授回答，不论言辞如何，大多离不开大义二字。

听得多了，李娟雅自己也乏了。

李娟雅总是会想起刘蝉抛给她的问题。

她说她妄想救苍生。

刘蝉便问她，那歹毒的苍生该如何救？

她回答不上来。

那些教授学者说要振兴中华。

她就去问他们，那些苍生该如何救？

那些教授也回答不上来。

李娟雅发现，她就像这些教授学者一样。她说的“救苍生”其中却并没有歹毒之辈，那些教授学者说的“振兴中华”，其中也并没有苍生二字。

这其中有怎样的微妙，怎样的相似，李娟雅冥冥之中感觉到了，不过说不太出来。

直到有一次偶然，李娟雅看见一位女同学，她上午为文章中那些颠沛流离、苦不堪言的人物角色而涕泗横流，与周围朋友交流中，言语不乏对这世道的不平之意。可到了下午，李娟雅却观那位女同学对街上那些乞讨的孤儿寡母，目不斜视，满脸漠然地走开。

最终，李娟雅顿悟了。